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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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久已付梓的《朱丽》到一七六○年年底尚未问世，但已开始哄传开来。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起它。乌德托夫人甚至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该书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圣颜大悦。我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后来在法兰西科学院谈起了它。整个巴黎都在焦急地等着见到这部小说。圣雅克街的各家书店以及王宫街书店被前来打探此书消息的人挤破了门。它终于出版了，而且一反常态，非常成功，没有辜负翘首以待的人们。太子妃是最先读到它的人中的一个，在对卢森堡先生谈起时，说这是一部绝妙佳作。文学圈中人的情感则各不相同。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女人们，则只有一个看法，对该书及其作者都如醉如痴，以至我敢说，如果我下手的话，即使在上层女人中，也很少有不被我俘虏的。在这方面，我是有证据的，但我不想写出来，而且，这些证据无须验证，便可证实我的论断。奇怪的是，这本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各地更加成功，尽管法国人，不论男女，在书中都没得到很好的对待。与我的期待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反倒不怎么样，而在巴黎则大获成功。难道说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比在别处更占上风？当然不是。但是，在巴黎却有着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占着统治地位，它激越着人们的心灵去向往友谊、爱情、道德，它使我们珍惜我们身上已不再具有而别人身上还有的那种纯洁、多情、正直的感情。今后，腐化堕落到处皆然，风尚、道德在欧洲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说对风尚、道德还有点依恋的话，那就只有在巴黎能够找到。
透过若许偏见及虚假激情，想在人心中分辨出真正的自然情感来，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恕我斗胆，必须具有只能是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获取的一种精细的分寸感，才能体会得出这部作品中所充满着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我可以毫无惧色地把该书的
第四章与《克莱芙公主》（）①相媲美，而且，我可以说，如果这两篇东西只是在外省被人读到的话，是绝不会有人能体会得出它们的全部价值的。因此，如果说这本书在宫廷中大获成功的话，那也不必大惊小怪。该书充满了生动而含蓄的妙笔，宫廷中人应该对此颇为欣赏，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善于悟出这些生花妙笔。不过，在此还得区别一下。这本书是不适合有种人读的，他们有的只是奸诈，他们的精明只表现在探究恶事上，好处看不到，只往坏处瞧。譬如，假使《朱丽》在我所想的某个国家出版的话，我肯定没人能将它读完，而且，它必被制于机先，灭于无形。
关于这本书人们给我写的信，大部分都被我收集成一个集子，现存于纳达亚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信函集子出版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一些非常离奇的事，而且还会看到看法上有多大的对立，说明与公众打交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该集子中所最没注意到的，而且也是使它始终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的，是其题材的单纯和趣味之连贯。书中的趣味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在整整六卷中，贯彻始终，没有插叙，没有浪漫奇遇，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狄德罗对理查森（）②大加恭维，说他的场景变幻莫测，人物风貌各异。理查森把其人物特点和场景变幻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应该受到称赞，但是，在场景及人物的数量方面，他落入了最乏味的小说家们的窠臼，以大量的人物及其奇遇来填补人物思想之贫乏。通过不断地推出耸人听闻的奇遇和像走马灯似的新面孔，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事，但要是始终让读者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同一些对象上而又不依赖奇闻逸事，那肯定是要难得多了。如果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条件相等，而题材的单纯又能增加作品之美的话，那么理查森的小说虽说是在其他方面都高人一筹，但在这一方面无法与我的这部作品相提并论。然而，我知道我的这部小说了无声息，而且我也知道个中原委，但它是会复活的。
我的全部担心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致使情节发展变得枯燥乏味，不能让作品的趣味贯彻始终。但我因一个事实而心里踏实了。光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所有赞许都更加使我满心欢喜。
该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面世的。有一天，歌剧院正要举办舞会，书贩把它带给了塔尔蒙王妃。晚饭后，王妃让人给她穿衣服，准备去跳舞，然后，便一面等着，一面开始读这本新小说。午夜时分，她一面命人给她套车，一面仍在继续阅读。有人前来禀报，车已套好，但她没有搭理。仆人们见她读得忘了时间，便来告诉她说已经凌晨两点了。“还不着急。”她一面说，一面仍在读着。过了一阵儿，她的表停了，便按铃问仆人几点钟了。仆人回答说四点了。“这么说，”她说，“去参加舞会已经太迟了，让人把马卸了吧。”于是，她让人给她脱去礼服，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有人跟我讲了这段花絮，我一直盼着能见一见塔尔蒙夫人，不仅是想从她本人口中知道此事是否的确当真，而且还因为我素来认为，如果没有那第六感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对《新爱洛伊丝》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的，而这第六感官就是道德感，具有这种道德感的心灵真是凤毛麟角，但无此则谁也甭想明白我的心。
使得女人们对我产生如此好感的是，她们深信我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想法如此地坚定，以至于波利尼亚克夫人竟然写信托韦尔德兰夫人让我给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坚信，一个人如果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是无法将那些感情写得那么生动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如此这般地描绘出爱的狂热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的是对的，而且，可以肯定，我写这部小说时心中充满甜蜜的激情。但是，以为必须有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这种激情，那就错了。人们远远没有想到我对想象中的对象达到了何种意乱情迷的程度。若是没有对青年时代的一些怀旧之感，如果没有乌德托夫人，那我所感受的和描写的爱就只能是以神话女妖为对象了。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批驳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想法。大家可以在我另外让人印的对话体的序言里，看到我是如何让广大读者在这一点上处于思念之中的。过于严格的人说我本该干干脆脆地把真相挑明，而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这样不可，而且，我认为，若是真的做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声明，那就愚蠢多于坦诚了。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永久的和平》问世了。头一年，我就把此书的手稿让给了一份名为《世界报》的报纸主笔，一个名叫巴斯蒂德的先生。他不容分说，硬要将我的全部手稿全都塞到那份报纸上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以后者的名义前来催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说了《朱丽》，想让我把它放在他的报上连载。他还想让我把《爱弥儿》也刊登在他的报上，如果他听说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话，也会要求把它登在他的报上的。最后，我实在是被他的搅扰弄烦了，便决定以十二个金路易为代价，把我那份《永久的和平》的摘要让给了他。我们商定，该摘要将刊印在他的报上，可是，他一拿到那份手稿，便认为最好是印成单行本，还按审查要求的那样进行了若干删节。我若是把我对该书的评论也附在其中，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非常走运，我根本没有对巴斯蒂德谈到我的这个评论，它也根本不在我俩协议的范围之中。这篇评论仍然是一份手稿，与我的文稿放在了一起。万一它能重见天日，大家将会从中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玩笑和他那嘲讽的口吻让我多么好笑啊。对这个可怜之人在他硬要掺和谈论的政治问题上的见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我在社会上声名鹊起，并且深受贵妇们青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卢森堡府中地位日下，并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厚爱及友情似乎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再没什么好读给她听的之后，她的房间就不太为我敞开了。而且，在她来蒙莫朗西休憩时，尽管我仍较勤快地去问安，但我只是在饭桌上才能见到她。甚至我的座位已不再指明是在她的身旁了。由于她不再主动让我坐在她的身边，由于她很少搭理我，而且我也不再有什么大事要说给她听了，所以我索性坐在别处，觉得这样更加自在一些，特别是晚上。这样，我便本能地渐渐习惯于坐得离元帅先生更加靠近一些。
提到晚上，我记得曾说过我不在大城堡中用餐，这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的确是如此。但是，由于卢森堡先生根本不吃午饭，甚至都不在饭桌上坐一坐，结果都已经好几个月，我在他家都混熟了，却还从未与他在一起吃过饭。他好意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客人不多时，我有时便决定留下来吃晚饭，而且感觉非常之好。因为午饭几乎是在露天里吃的，而且正如俗话所说，屁股都不沾板凳，而晚餐则不然，吃饭时间很长，因为大家散了很多的步回来，很希望边吃晚饭边休息。晚餐很丰盛，因为卢森堡先生挺讲究吃，也很惬意，因为卢森堡夫人在尽女主人的职责招待大家。若不作这个解释，大家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的一封信结尾的几句话（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他在信尾说，他对我们的散步总是回味无穷，他还补充说，“特别是”，我们晚上回到大院里，根本看不到马车的辙印。这是因为每天清晨有人用耙子把院子里的沙子耙平，除去车辙，我可以根据下午来的客人的印迹来判断客人的多寡。
自从我有幸结识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以来，他家丧事不断。一七六一年，他的灾难达到了顶点，仿佛我命中注定的灾祸要传给我最为依恋、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他的妹妹维尔罗瓦公爵夫人，第二年，他失去了他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第三年，他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失去了他这支血脉和姓氏中唯一的和最后的两个支柱。他表面上显得勇敢地承受着这种种打击，但内心深处在流血，至死未停，而且，身体也每况愈下。他儿子突然悲惨地死去，这对他的打击尤其明显，因为国王正好刚刚诏示，让他儿子，并答应他的孙子世袭近卫队队长之职。他痛苦不堪地眼睁睁看着他那前途无量的孙子渐渐地咽气，而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医生，把药当饭吃，让这可怜的孩子被活活地饿死。唉！要是大家肯听我的话，祖孙二人至今都会健在的。我对元帅先生什么话没有当面说，没有写信说呀，我对蒙莫朗西夫人什么意见没有提过呀，可做母亲的迷信医生，让她儿子谨遵医嘱，忌食过度。卢森堡夫人同我的想法一样，但不愿僭越孩子母亲的权利，卢森堡先生是个温和而心软之人，根本就不喜欢拂逆他人。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①奉若神明，终于使自己的儿子因此而成了牺牲品。当这个可怜的孩子获准同布弗莱夫人一道前来路易山，向泰蕾兹要点心吃，在他那饥肠寡肚中塞进点食物时，他是多么开心啊！当我看到家财万贯、名声显赫，官高位尊的一家人的唯一继承人，像一个乞丐似的贪婪地大嚼很小的一块面包时，我是多么揪心地在暗叹那富贵荣华的悲惨啊！可是，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是枉然，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对江湖郎中的同样信任既害死了孙子，又为祖父掘下了坟墓，但其中也有尽想掩饰年老体衰的那种胆怯心情。卢森堡先生不时地感觉大脚指头有点疼痛，来蒙莫朗西时就犯过一次，弄得他又是失眠又是发烧的。我大胆地说是痛风，卢森堡夫人还训了我一通。元帅先生的那位外科医生兼仆人硬说不是痛风，便用止疼膏把患处包扎起来。遗憾的是疼痛真的止住了，因此，再疼的时候，当然就使用止了疼的那同样的方法。由于体质渐亏，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药量也就相应地加大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总算看出这是痛风，便反对使用这种没有道理的治疗方法。可是大家都瞒着她，因此，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错，一心想治好自己的病，反而在几年之后死去了。不过，咱们先别把这种种不幸提得太前了，我在这个不幸之前还有好多好多的不幸之事要叙述哩！
奇怪得很，不知怎么搞的，我所能说的和做的，似乎都注定要让卢森堡夫人不悦，即使在我一门心思地想保持她对我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连不断地感觉到的疼痛使得我更加记挂着他，因此也记挂着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俩总是相濡以沫，夫唱妇随，所以只要对其中的一位有感情，就必然会对另一位也有感情。元帅先生渐渐老矣。宫廷事务的辛劳，事事都得操心，再加上老是陪侍狩猎，特别是每年有一个季度要去军中，鞍马劳顿……凡此种种，需要有年轻人的精力才行，可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支撑得住他身居高位所需的精力。既然他的种种官衔将要分散掉，而且他死了以后，他的宗族也就随之湮灭，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继续一种其目的在于封妻荫子的辛劳生活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仨时，他开始抱怨宫廷生活之劳苦，一副相继痛失亲人而心灰意懒的样子，我便壮着胆子跟他说到退休的事，以西尼阿斯向皮洛斯所提之忠告（）①劝诫于他。他长叹一声，未置可否。可是，卢森堡夫人一见只有她和我两人时，便怒气冲冲地驳斥了我的忠告，看来这一忠告把她给吓坏了。她还说了一个理由，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不再重弹劝他退休的老调了。她那理由是，长期生活在宫廷中，已养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对卢森堡先生来说，这也是一种排忧遣愁的方法。而我所建议的退休，对他而言，不是休息而是放逐，无所事事、烦恼愁闷、忧伤悲痛很快就会要了他的老命。尽管她应该看得出来我已被她说服，应该相信我对她许下的诺言，相信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可是她似乎对此始终很不放心。而且，我记得打那以后，我同元帅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变得日渐稀少，几乎老是有人前来打搅。
当我的愚笨和晦气一起在她面前损害我的时候，她常见到并且最为喜欢的那些人也在落井下石。特别是布弗莱神甫这个风头出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从来就对我没有好感。他不仅是元帅夫人圈中唯一一个从不屑于我的人，而且我似乎发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都要在元帅夫人面前失宠一些。说实在的，即使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但他的在场就够我受的了，因为他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使我相形见绌，更加愚笨不堪。开头两年，他几乎没来过蒙莫朗西，而且蒙元帅夫人的宽厚，我还凑合着像个样子。但是，自他来得勤了一些之后，我便挺不住了。我本想躲在他的羽翼之下，尽量想法让他对我友好，可是，我那副阴郁的样子，使我心想讨他欢喜，却无法奏效。而且，我为此而做出来的蠢事终于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完全失宠了，在他面前也没得到好处。他聪明过人，本可以事事遂愿的，但他不能专心致志，又放荡不羁，所以在任何事上都是半吊子货。可是，塞翁失马，上流社会要的就是你的一知半解，正好可以大出风头。他能做一手绝妙小诗，情书也写得挺美，西斯特尔琴（）①也能拨弄几下，色粉画也能涂上几笔。他竟然想给卢森堡夫人画上一幅肖像，那像画得可真吓人。卢森堡夫人说画得一点儿也不像，此话确实不假。那该死的神甫便来问我，而我这个傻瓜，竟然撒谎说是画得挺像。我是想讨好神甫的，却得罪了元帅夫人。她记住了我的这一过错，而神甫干了坏事之后，反在嘲讽我。吃一堑长一智，虽说亡羊补牢，但还是学会了没这本事就别想着乱吹乱拍。
我的能耐就是颇为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对人们说出有益但逆耳的真言。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我生来别说是吹捧别人，连赞扬都不会。我想赞许时的那个笨样儿简直比我批评起人来时的厉害劲都更让我倒霉。我来举一个极其可怕的例子，其后果不仅影响了我余生的命运，而且也许将决定我死后的名声。
在来蒙莫朗西休憩期间，舒瓦塞尔先生（）②有时要去大城堡晚餐。有一天，他来时，我正往外走。他们便谈起了我，卢森堡先生跟他讲述了我在威尼斯时与蒙泰居间的瓜葛。舒瓦塞尔先生说我放弃这个职业很可惜，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界中来的话，他很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便把这个意思转告了我。我因从未受到大臣们的青睐而倍加感动，但我不敢保证，尽管我有此心，要是我的身体允许我加以考虑的话，我是否就能避免再干蠢事。雄心壮志只有在其他所有的激情留下的短暂瞬间窃据于我的心中，而这一短暂瞬间已足以让我重下决心。舒瓦塞尔先生的这番好意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使我更加钦佩他任大臣以来在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③，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中受到敬重，而我对他的几位前任则不以为然，包括我一直视之为首相的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当有谣传说她和他两人之中将有一人被排挤掉的时候，我认为在祝愿舒瓦塞尔先生取胜就是在祈祷法兰西的荣光。我对蓬巴杜尔夫人一向抱有反感，甚至在她发迹之前，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见到她，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亦然。自那以后，我就因她在狄德罗的事上沉默不语而不满于她了，而且，凡是与我有关的问题，无论是《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还是任何收益上都未给我带来相应好处的《乡村占卜者》，她的所有行径都让我不满。在所有的场合，我总是发觉她很不愿意帮我的忙，可罗伦齐骑士却建议我写点东西颂扬她这位贵妇人，言下之意是这样对我有好处。这个建议让我怒不可遏，特别是我看得一清二楚，不是他主动这么建议的，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是蠢蛋一个，只是在别人的怂恿之下才去想一想，动一动。我太不会克制自己，我对其建议的鄙夷不屑没能瞒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的不悦也没能瞒过任何人。我敢肯定，她知道了这一点。而所有这一切把我的切身利益同我的天然秉性混合在一起，促使我去为舒瓦塞尔先生祈祷。我对只知道的他的才能深怀敬意，又对他对我的美意怀着感激之情，再说，我因离群索居而不知他的爱好以及生活方式，所以便预先将他视作为公众和我自己报仇之人了。我当时正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润色，便在书中把我对前几任外交大臣以及开始胜过前任的现任的看法一下子全写出来了。在这件事上，我违背了自己最信奉的箴言，而且，还没有想到，当你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强烈地称颂或贬斥而又不指名道姓的时候，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与称颂对象完全吻合，使最为狐疑好胜之人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模棱两可之处。我在这一点上太傻了，过于放心大胆，脑子里绝没想到有人会产生误解。大家不一会儿就会看到我说的是否有道理了。
我的“好运”之一就是，在我的交往之中，始终有一些女作家。我以为在大人物中，至少可以避开这种“好运”了。其实不然，它仍然紧跟着我不放。据我所知，卢森堡夫人是从来没有这种怪癖的，但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她写了一部散文悲剧，先是在孔蒂亲王先生的圈子中诵读、传阅，并受到吹捧，可她并不满足于这么多的称颂，非要跑来问我，想得到我的赞扬。我的赞扬她倒是得到了，但不热烈，可这正是该作所应该得到的称赞。此外，我还觉得应该告诉她，她的这部《侠义的奴隶》与一部英国剧本颇为相似，该英国剧本虽不太有名，却已译成法文了，剧名为《奥罗诺哥》（）①。布弗莱夫人感谢我的看法，但向我保证她的剧本与另一剧本毫无相似之处。我除了对她本人而外，从未对世上任何人说过，这剧本与另一剧本有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要对她说，也只是为了完成她强加于我的义务而已。自那以后，此事不禁让我时常想起吉尔·布拉斯在布道大主教面前尽责的后果（）①。
除了不喜欢我的布弗莱神甫，除了我在其面前犯过女人和作家都永不会宽恕的错误的布弗莱夫人以外，我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朋友也都不太愿意与我交朋友。特别是埃诺议长先生，他入了作家之列，就免不了染上他们的毛病。还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她俩都跟伏尔泰过从甚密，而且是达朗贝尔的亲密女友。莱斯彼纳斯小姐甚至终于与达朗贝尔生活在一起，与他心心相印，相敬如宾，而且根本不可能不如此。我起先很关注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让我看了觉得可怜，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与我的大相径庭，差不多一个起床另一个就寝，她对小聪明的人痴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家出了一本无足轻重的破书，她便极为认真以待，或捧或贬。她颐指气使、专断粗暴，无论什么事她或赞成或反对，都过于激动，谈起来浑身哆嗦。她因判断的激烈和顽固而偏见甚深，桀骜难驯，感情用事。凡此种种，使我很快便对地产生反感，不愿再关心她了，并且与她疏远了。她看出这一点来，这就足以使她暴跳如雷。尽管我挺明白有此性格的女人会有多么可怕，但我宁可因她的痛恨而遭殃，也不愿因她的友谊而罹难。
我在卢森堡夫人圈中不仅朋友很少，而且在她家里还结了仇人。仇人虽只有一个，但以我今日之处境，这个仇人能以一当百。这指的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因为他不仅曾前来看望过我，还好几次请我去维尔罗瓦。而且，由于我对他的邀请回答得尽我可能地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而他则把我的含糊答复当作同意，为卢森堡夫妇安排了半个来月的小憩，并提议让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我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不能出远门，否则会有危险，我便请卢森堡先生代为婉谢。大家可从他的回信（信函集D，第三号）看到，这并未引起任何的芥蒂，而且，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对我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厚爱。他的侄子兼继承人、年轻的维尔罗瓦侯爵却不像他伯父待我那么和蔼可亲了，不过，我也实话实说，我对他也没有像对他伯父那么尊敬。他轻率的神气让我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他对我的憎恨。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饭桌上戏弄我。我没有沉得住气，因为我很蠢笨，没有一点巧于应付的能力，一生气，就更加失去冷静。我有一条狗，是我几乎刚搬到退隐庐，人家在它还是小狗的时候送给我的，我当时便唤它“公爵”。这狗虽不漂亮，却属稀有品种，我把它当成伴侣和朋友，而它肯定比大部分以朋友自诩的人更称得上朋友。由于它生性喜欢黏糊人，又有感情，而且我俩又相依为命，所以它在蒙莫朗西堡便出了名。但是，由于我那极其愚蠢的胆怯，我把它的名字改成“土耳其人”，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狗都取名“侯爵”，也没见哪位侯爵大人因此而发火的。维尔罗瓦侯爵得知我替狗改名，便紧着追问我，以致我不得不当着满桌宾客把我做的事讲了出来。在这件事里，给狗取名“公爵”倒没有什么不恭之处，不恭的倒是把这个名字给改了。更糟的是，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就要当公爵，而且今天已是公爵了，他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给我造成的窘迫以及这窘迫所造成的后果。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伯母就此对他大加训斥了，可想而知，如果他真的挨了训斥，他是绝不会轻饶了我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府第还是在圣殿区（）①，我所能依赖来对付这一切的只有罗伦齐骑士，他声称是我的朋友，但他与达朗贝尔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达朗贝尔的羽翼下，在女人们面前充作大几何学家。此外，他还是个侍从骑士（）②，或者说是个专门向布弗莱夫人献殷勤的人，而布弗莱夫人与达朗贝尔相交甚厚。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并且她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因此，我在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为我的笨拙说话，以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不致失宠，反而接近她的所有人都好像是在齐心协力地要在她的思想上贬损我。然而，她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爱弥儿》的出版而外，在这同一时期，还向我表示过另外一种关怀和善意，致使我相信，即使她讨厌我，也会维系并将永远维系她曾一再许以我的终生不渝的友谊。
我一旦确信可以信赖她的这份感情，便开始向她坦白我的所有过错，以求得心灵的平静。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不可践踏的准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显得更好或更坏。我曾向她叙述了我与泰蕾兹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连我怎么处理我那几个孩子，我都没有向她隐瞒。她听了我的忏悔之后，对我很好，甚至可说是太好了，并没有像我应该受到的那样对我大加谴责。而且特别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见她对泰蕾兹倍加疼爱，常给她点小礼物，派人去找她，请她去看她，见到泰蕾兹时爱抚有加，而且还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拥抱她。可怜的泰蕾兹真是高兴异常，感激涕零，我当然也不例外。卢森堡先生和夫人通过她所表示的对我的深情厚谊，比直接对我施与的情爱更加使我感受良深。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情况一直如此。但是后来，元帅夫人竟仁爱地想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老大的襁褓中放了一个暗码，因此便让我告诉她，而我也就告诉她了。于是，她便派她的心腹仆人拉罗什去寻找，可是，尽管事隔不过十二三年，但拉罗什寻来找去，并未找到。要是孤儿院的登记簿保存完好的话，要是认认真真地去找的话，那暗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寻找失败并没让我怎么生气，如果这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关注他的命运，那才让我更恼火哩。如果人家按图索骥，随便拿一个孩子来说是我的，我一定会疑惑果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别人给掉了包。那样一来，我心里会打鼓，反而更加揪心，我也就根本体味不到这种天伦之乐的全部情趣了，而这种天伦之乐至少应从孩子小时候起便朝夕相处，才能得以维系。长期的离开一个你还没认识的孩子，势必要削弱而且最终要消除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的，而且，你永远不会像爱你自己亲自喂大的孩子一样去爱送给别人去奶大的孩子的。我在此所说的，就我的过错的后果而言，是可以减轻我的过错的，但就其根源而言，则只有加重我的罪孽。
有件事提一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那个拉罗什通过泰蕾兹的介绍，认识了勒瓦瑟尔太太。格里姆继续把她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搬走之后，就是通过拉罗什先生一直继续给这个女人送钱去的，而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点礼物给她。因此，尽管她老是抱怨，但日子过得肯定是不错的。至于格里姆，由于我根本就不喜欢谈论我应该痛恨的人，所以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同卢森堡夫人谈起他。但她曾多次逗我谈起他，却不告诉我她对此人有何看法，也从不让我看出此人与她是否相识。由于我不喜欢对我所喜爱的、对我又毫无保留的人留一手，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所以，自那时起，我有时便要想到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但那也只是因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引发的。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没有听见说起它。最后，我才听说在巴黎已同书商迪舍纳谈妥交易，并通过后者同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达成协议。卢森堡夫人把我要同迪舍纳签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来让我签字，我认出那笔迹是马尔泽布尔先生没有亲笔给我写的那些信的同一个人的笔迹。我深信我的这个合同是经这位官员的认可并在他面前拟订的，所以便放心大胆地签了字。迪舍纳为这部书稿将付我一半稿酬——六千法郎，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二百本样书。我签好一式两份合同之后，便将它们按卢森堡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寄回给她了。她把其中的一份给了迪舍纳，另一份自己留下了，而没有退还给我，而我也再没有见过它。
我结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虽对我的隐退计划有所妨碍，但没让我完全抛弃它。即使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春风得意之时，我也总是感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她的那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而我最犯难的是如何把这种真情实感同更适合我的口味而又较少地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身体，可那份尴尬和那些晚餐还是使我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关怀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每天晚上，晚宴之后，一向早睡的元帅先生，总是不容分说地把我叫走，让我也早点去睡。只是在我的灾祸降临之前不多时，他才不知何故不再对我如此关心了。
早在发觉元帅夫人态度变得冷淡之前，我便想着避免这种处境，执行自己原先的计划。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得等着《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此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加工，然后把书稿寄给了雷伊，索价一千法郎。他付给了我。我也许不应该漏叙一件与上述书稿有关的小事。我是将书稿封好寄给沃州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神甫迪瓦赞的，因为他有时来看望我，跟雷伊又有联系，便负责将书稿寄给雷伊。该书稿因字写得很小，所以体积不大，还塞不满他的口袋哩。可是，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就落到关员手中，并被打开检查。然后，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取时，他们便还给了他。这就使他自己得以读到这部书稿，他还很天真地告诉了我，并且对该作大加褒奖，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指斥的话，但骨子里想必在等着该书正式出版时，定要为基督教报仇雪恨。他又将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写信向我汇报此事时大体就是这么说的，而我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一直不时地在搞的《音乐辞典》而外，我还有其他几篇不太重要的作品，全都整理好可以出版，而且我准备或者分别印成单行本，或者有朝一日出全集的话，就收到全集中去。这些作品大部分还都是手稿，存于迪佩鲁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语言起源论》，我曾让马尔泽布尔先生和罗伦齐骑士看过，后者还对我说是写得很好。我算了一下，所有这些作品的收入加起来，扣除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八千到一万法郎，我想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我和泰蕾兹的终身年金。然后，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俩将去外省的偏远地区一起生活，不再让公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只求安安静静地了却此生，一面继续在自己周围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善事，并悠然自得地去写我一直思索着的回忆录。
这就是我的打算，而不该略而不谈的雷伊的慷慨仗义促使其得以执行。人们在巴黎没少对我说这位书商的坏话，可他却是我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书商中，唯一一个我总要赞扬的人。确实，我俩常为印行我的作品发生争吵。他漫不经心，而我则好激动。但是，在金钱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尽管我从未与他签过任何正式协议，可我始终觉得他一丝不苟，公正合理。甚至也只有他一个人曾坦率地向我承认，跟我合作，他生意挺好，而且，他还常常跟我说，他能发财是多亏了我，还提议分给我一点。由于无法直接报答我，他便想至少通过我的“女总督”来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因此他给了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并在证明上写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提供的好处的。他做这件事时只是他知我知，没有张扬，没有夸耀，没有言声，若不是我首先对大家说起，是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对此做法深为感动，所以自此之后，便与雷伊结下了一种真正的友情。不久之后，他想让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可我被逼入的这种处境给我造成了一种遗憾，那就是人家使得我今后无法使我的情感有益于我的教女及其父母。我为何对这位书商朴实的慷慨之举如此动情，而对那么多有钱有势之人鼓噪的情谊却无动于衷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满世界地叫嚷说是对我如何如何恩爱有加，可我从未有丝毫的感觉。这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是他们浮华虚夸还是我忘恩负义？明眼的读者，请你们去掂量，去判断吧，我自己就不说了。
这份年金对维持泰蕾兹的生活可是一个大的保障，也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我自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包括别人送她的所有礼物我也从不染指，始终是她一人独享的。当我替她保管钱的时候，我都一笔笔地给她记上明细账，从没拿过她的一个子儿用于我们的共同开支，即使在她比我钱多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就是我俩的，”我对她说，“而你的就是你的。”我一直就是按照这条原则与她相处的，我还经常对她讲我的这条原则。那些卑鄙下流地指责我通过她的手去接受我不愿亲手接受的东西的人，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会乐意地与她一起吃的，但要是她所收受的，那我是绝不会吃的。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为我做证，而且，根据自然规律，我死在她的前面，她也将可以为我做证。不幸的是，她在各个方面都不知节俭，不会打算、大手大脚，倒不是因为爱慕虚荣，也不是讲究吃穿，只是大大咧咧使然。世上并无完人，既然她的绝妙的长处必须有所抵消，那我宁可她有一些缺点而不是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俩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为她像从前为妈妈那样操碎了心，总想替她攒点积蓄，以便有朝一日作为她的生活来源。但我的心全都白操了。她同妈妈一样，从不算计，不管我怎么竭尽全力，她们总是有多少花多少。尽管泰蕾兹不讲究穿戴，但雷伊的年金从来就不够她穿衣戴帽的，我每年还得拿出钱来贴补她。无论她还是我，我俩生来就永远当不了阔人，而我当然是不把这一点也列入我的种种不幸之中的。
《社会契约论》印得挺快。可《爱弥儿》则不然，我还一直等着它的出版，以执行我思考着的退隐计划。迪舍纳时不时地寄些清样来让我挑选。当我选定之后，他不是立即开印，而是又给我寄些别的清样来。最后，当我们对尺寸、字样完全定下来，而且他已经把我稍加改动的一份校样印出好几页之后，他又重新印来印去的，直到半年之后，仍原地踏步，一无进展。在这些试印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该作品将在法国以及荷兰印出，将同时出版两个版本。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作品了。我不仅根本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一直是反对的。但是，最后，既然这个版本不管我愿意与否，正在印行之中，既然它还作了另一版的模式，那就必须好好看着校样，别让人把我的书删来改去，弄得面目全非。再说，该书是完全由主管官员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指挥印行，他还常常给我来信，并且为此还来看过我。我马上就要谈谈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看我的。
当迪舍纳进展缓慢的时候，受到他制约的内奥姆则更加行动迟缓。人家没有定时地将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认为在迪舍纳的行径——也就是替他干活的居伊的行径——中，发现了他的叵测居心，而且，他看见人家不履行合同，便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大诉其苦，大鸣不平，而我自己就有一肚子苦水，对他则爱莫能助了。他的朋友盖兰当时经常能见到我，总是跟我谈起这本书，但谈起来总是抱着极大的保留。他对这本书在法国的印行以及主管官员插手其间，虽有所耳闻，但不知就里。他因此书会给我带来的麻烦而对我表示同情，但又好像在责备我不谨慎，却从不愿意说出我究竟怎么不谨慎了。他总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似乎是在故意套我的话。我当时极其安然无恙，所以便笑对他那种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腔调，认为他那是因常跑达官显贵的办公室而染上的恶癖。我深信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深信它不仅有主管官员的赞成和保护，而且值得受到并且深得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办好，并耻笑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及其保护人的公正缺乏信任的话，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和见解的信任本会让我也像他一样惊恐不安的。当《爱弥儿》付印时，他从巴伊先生家跑来看我，跟我谈起此书。我给他读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他静静地听着，而且我觉得他听得津津有味。我一读完，他便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那本书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本该根据国王的御旨在卢浮宫里印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对我说，“但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您给我念过这篇东西。”他那令人惊奇的表达方式叫我愕然，但没让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尔泽布尔先生见面。我难以设想他在同一问题上怎么与他的想法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了，但身体一天也没有好过。尽管那儿空气极为清新，但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加剧我的旧病复发的原因之一。将近一七六一年秋末，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是在几乎没有间断过的痛苦中度过的。肉体的疼痛被无数的忧虑加重，进而使我感到这些忧虑更加重压在心头。一段时间以来朦朦胧胧的忧愁预感搅得我心烦意乱，可我又不知到底愁些什么。我常收到一些挺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当前的现实，认为今后也好不了，便问我选择一处退隐之地的话，是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带着全家一道去。我还收到过某议院主席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当时与宫廷失和的该议院起草一些备忘录和谏书，答应向我提供为此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爱发脾气。接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便火冒三丈，回信时便没好气，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予以回绝。这种拒绝当然不是我所要自责的，因为这些信可能是我的敌人们下的套，而且，他们向我请求的事正与我永远不愿违背的准则背道而驰。但是，我本可以表示婉拒，无须厉声厉气，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怎么觉得惊讶，因为我同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腐朽制度在威胁着法国，使之很快就要崩溃。全都源自政府的过错的一场不幸战争的种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混乱；一直掌握在两三位大臣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尔虞我诈，他们公开争斗，为了相互攻讦，竟损及王国；人民和国家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一个顽固女人（）①的执拗，她就是有点脑子的话，也总是用在自己的好恶上，几乎总是排斥最有能力的异己，以便安插自己最满意的人。凡此种种，全都在证实该参议员以及公众及我本人的预见之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多次让我举棋不定，是否我自己也将赶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种种动乱之前，去王国之外找一片净土。但是，因为我淡泊人生、性格内向，所以我放心地认为在我所自愿去过的孤独生活之中，是不会有任何风暴袭击到我的头上的。我只是颇觉遗憾，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森堡先生却准备接受一些使他在政府中失去人心的任务。我本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自己留点后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担心的那样突然垮下来。而且，我现在仍旧觉得，如果政权最终不是只落在一个人手里的话，那么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必不可免地会陷入绝境了（）②。
当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爱弥儿》的印行也慢慢腾腾的，竟至最后完全搁浅了，而我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居伊也不再给我写信，也不复我的信，我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消息，一点儿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当时在乡下。无论多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绝不会惊慌失措，垂头丧气。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憎恨黑暗那阴森的样子，我对神秘总是胆战心惊，神秘与我那坦率到冒失程度的生性水火难容。我觉得，看见一个最狰狞的怪物我都不怎么害怕，但如果我夜间看见一个蒙着白床单的人影儿，我会吓得要死的。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长久的沉寂煽动起来，一个劲儿地在我眼前画出种种鬼影来。我越是一心惦记我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书的出版，就越是苦苦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它搁浅了，而且，我一向爱走极端，以为在该书的受阻中，看出有人想把它取缔。然而，我又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所以心里简直是七上八下的。我一封封信写给居伊，写给马尔泽布尔先生，写给卢森堡夫人，可是，总也不见回信，或者说我越等信越不来。因此，我简直六神无主，快要发疯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候，我听说耶稣会士格里菲曾谈起《爱弥儿》，而且还引用过其中的几段。我一听，脑子登时如闪电一般，揭开了道德败坏的整个神秘面纱：我十分清楚地、确有把握地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宛如神灵给了我启示。我在想象：耶稣会士们被我在谈论中学（）①时的那种轻蔑口气所激怒，把我的作品给夺了去，是他们在阻碍该书的出版，他们从其朋友盖兰处得知我的病况，认为我行将就木——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便想推迟到我死后再说，处心积虑地删节、篡改我的作品，强加给我一些与我意见相左的意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令人惊奇的是，有多少事实和情景一齐涌入我的脑海来印证这种疯狂想法，使它显得像真的似的，何止于此！竟像是在向我显示此想法是有根有据、一目了然的。盖兰已完全投靠耶稣会士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认为他一次次向我表示结交的愿望全是耶稣会士们的主意，我深信是他们鼓动他来催逼我与内奥姆签约的，认为他们正是通过那个内奥姆才得到我那部作品的头几页的，然后便想出法子来阻止该书在迪舍纳那儿印刷，并且也许夺去了书稿，以便随心所欲地大做手脚，等到我死之后，可以按他们的意思出版发行。不管贝蒂埃神甫如何花言巧语，我都始终感觉到，耶稣会士们不喜欢我，不仅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所有准则比我的同行们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背他们的教义和威信。加之狂热的无神论者同狂热的有神论者都具有不容忍的态度，他们的观点甚至可能互相接近，如同他们过去对中国的问题一样（）②，也如同他们现在反对我时那样。而合理的和有道德的宗教则不然，它因而取消了一切人对信仰的权力，而使得掌握这种权力的专断者成了无本之木。我知道大法官先生（）③同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担心其子被做父亲的吓住，被迫把他保护过的那部作品交出去。我甚至认为从他们开始对头两卷的吹毛求疵之中，看出了马尔泽布尔撒手不管的后果，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要对头两卷进行改版。而另外的两卷，大家不是不知道，尽是些激烈的言辞，如果像对头两卷那么审查，非推倒重来不可。此外，我还知道，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也亲口对我这么说的，他是责成格拉夫神甫监督该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甫也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拥护者。我到处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已处在被消灭的前夕，为了求得生存，要干的事多得很，何故与一部与己无关的书的出版过不去。我说“没有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一得知我有这种想法，便特意指出来反驳我。他是从我的另一个想法得知我上面的怪想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要想判断他毫无所知的人事，当然是错误百出的，因为我从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士们已自身难保了，我把广为流传的闲言看成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对手的一种诱饵。他们往日无事不成，无可争议，致使我对他们的权可倾国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印象，竟至为议会的威信扫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塞尔先生曾在耶稣会士那儿学习过，我知道蓬巴杜尔夫人跟耶稣会士们相处得不错，我也知道他们跟宠幸和权臣结成的同盟，始终对双方反对共同仇敌似乎都很有利。宫廷好像是撒手不管，而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遭到什么严重挫折的话，那么，能有足够力量打击它的也绝不是议会。因此，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判断出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有征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所有传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种伪装和奸诈，认为他们平安无事，有的是时间来处理一切事情，所以我深信他们不久就将粉碎冉森教派，粉碎议会，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所有不接受他们奴役的人。我也深信，他们如果终于让我的那本书出版的话，那也是在把它改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器，并借重我的名字去吓唬读者。
我当时已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很不明白，这种胡思乱想怎么竟然没有置我于死地，因为我一想到我这本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在我死后将使我名誉扫地，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这么怕死过，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死去的话，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在今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正在毫无阻拦地付诸实行，我也会死得比先前心安气顺得多的，因为我坚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还我清白的一个证据，它迟早都会挫败那些人的阴谋的。
马尔泽布尔先生目睹我的焦躁，并倾听了我的怨愤，费尽心思地安慰我，这证明了他有着一颗菩萨心肠。卢森堡夫人也致力于这一善举，曾多次去迪舍纳那儿，了解出版的事怎么样了。最后，书又继续印刷了，并且进展得挺顺利，可我始终没弄明白它为什么搁浅的。马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慰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入耳。他见我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的样子，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灌输的话语。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口，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马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种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做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性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子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我自觉已心力交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种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了挺高兴，并在巴黎拿给人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交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进行整理。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交上了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做此善事的。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出版之前寄给了他。他很高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像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蒂神甫写的悼词，神甫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长舌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舌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我把文稿都拿回到我的房间里，并且完全中断了与“长舌妇们”的往来，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拿我不慎借给他们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家人家炫耀。尽管直到我搬走之前他们仍一直与我为邻，但我自那以后就再没有与他们有过来往。
《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绝不要偷偷地把我的任何一本书运到法国来，所以他便致函主管官员，呈请批准这部著作经由海上从鲁昂运进来。雷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它的包裹在鲁昂撂了好几个月，最后又给他退了回去。他们本想将这些包裹没收的，可是雷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只好退还给他。一些好奇者从阿姆斯特丹弄来了几套，在法国悄悄地传看起来。莫勒翁曾听说过此书，甚至还看过几页，便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它。那神秘劲儿令我吃惊，要不是我深信我在各个方面手续完备，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要不是我那伟大的准则使我放心大胆的话，我真的要惴惴不安的。我甚至深信不疑，舒瓦塞尔先生已经对我十分青睐，并对我因对其景仰而在这本书中对他表示的赞扬深有所感，他在这种场合一定是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不良居心的。
我肯定是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像在从前一样地指望得到卢森堡先生的仁爱之心，指望必要之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表示从未有这么频繁、这么感人的。在他复活节前来小憩之时，由于我的身体很糟，去不了大城堡，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的，最后，见我痛苦不堪，便死活要我去让科姆修士诊断一下，并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有胆量——这在一位达官显贵身上的确是罕见而令人钦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我动那既疼痛难忍又耗时甚久的手术。不过，那手术只不过是探查而已，但我从未被好好探查过，即使是莫朗，他试过好几次，但都未能成功。科姆修士的手又轻又巧，无与伦比，终于在让我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罪之后，把一根很小的探条插了进去。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我拼命地忍住，不哼一声，免得让好心的元帅那颗仁慈的心听了心碎。头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认为探到了一块大的结石，并且告诉了我；第二次再探，他却又找不到它了。他又一再地探来探去，既仔细又准确，令我觉着时间特长，然后他说根本没有结石，但前列腺上有硬块，比一般的要粗大。他觉得膀胱很大，但情况良好，最后告诉我说，我将非常痛苦，但生命无虞。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同第一个预言一样准确的话，那我的痛苦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就这样，我在那么多年中，被相继说成有二十种病，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但又是不会致死的病，它将伴我终身。这么恍然大悟之后，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不再老想着自己要被结石残酷折磨致死。我不再害怕多年前断在尿道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变成一块结石的核儿了。我解脱了对我来说比实际病痛更加难忍的假想的病痛，也就能比较平静地忍受着那实际的病痛了。很显然，自那以后，我对我的病远没有以前感觉的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想起这种放松全是多亏了卢森堡先生时，我总要因追思他而伤怀。
我可以说又活过来了，也就比先前更加关心我欲依之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只等着《爱弥儿》一出版，便付诸执行。我考虑的是都兰地区，因为我曾到过那儿，非常欢喜，它不仅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柔：
La terra moll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 abitator produce．（）①
我早已经把我的计划跟卢森堡先生谈过，他曾想劝我改变初衷。我这次又对他提起，说是已铁了心了。于是，他便建议我住到离巴黎十五法里的美尔鲁堡去，认为那是可能适合我的一个退避之所，他们夫妇俩都很高兴让我住进去。他的这个建议使我有所触动，也很合吾意。首先，得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我去。可临到那一天，我身体极为不适，只好把这事推迟，而后来又阴错阳差地未能成行。后来听说美尔鲁的地产不属于元帅先生而属于元帅夫人，我没有去成反觉更加心安理得了。
《爱弥儿》终于出版了，没再听说什么改版，也没听说有任何的困难。出版之前，元帅先生向我要走了马尔泽布尔先生与这部著作相关的所有信件。我对他们两人绝对信任，自己又有着极大的安全感，也就没去考虑他在要走信的这件事上有什么特别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地方。我把信退还了，只有一两封因为无意之中夹在了什么书里而没有退还。此前不久，马尔泽布尔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要取回我在为耶稣会士而惊恐之时写给迪舍纳的信。必须承认，这些信是不会为我的理智增光添彩的。但是，我回答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上，我是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不想装得更好，因此他可以把那些信留给迪舍纳好了。后来他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像我其他所有作品那样，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从未有过什么作品获得如此多的私下赞美而又未见有公开颂扬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那些人对我说的和写信跟我谈的，都证实那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上乘之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都是那么谨小慎微，真是十分蹊跷，仿佛有必要将人们对该书所认为的长处严加保密似的。布弗莱夫人写信向我表示该书作者应立塑像，应受所有人的崇敬，可在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让我把她的信寄还于她。达朗贝尔写信给我说，这部作品决定了我高人一筹，将使我位居所有文人之首，可他在信末却未署名，而他在这之前写给我的信全都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却也谨小慎微，他很看重这本书，但避免写信跟我谈它。拉孔达米纳（）①只就《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东拉西扯。克莱罗（）②在信中也只谈这同一篇著作，但他敢于表示在读到它时的激动心情，并且明确地向我表示读了这篇东西之后，他那颗衰老的心炽热了。在接受我的这部赠书的所有人中，只有他向大家高声地、自由地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该书出售之前，我也赠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有座别墅，他的旧相识马达斯有时得空便去那儿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发售之前读到了它。布莱尔先生在把书还给他时，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当天便传到我的耳朵里了：“马达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不久就会引起的纷纷议论，要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把这句话转告于我时，我只是一笑了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官在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传到我耳朵里的所有令人不安的话语都没有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我远没料到自己在任何方面会有什么灾难，坚信这部著作既有益又上乘，深信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而且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确信卢森堡夫人的全部威信和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庆幸自己在刚刚压倒所有嫉妒者的时候，作出了急流勇退的决定。
在这部书的出版之中，只有一件事让我惶恐不安，这倒不是指我的人身安全，而是指我的心灵之不平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非常清楚地，并且是十分气愤地看到，为了让王公老爷们恣意寻乐，不幸的农民们受到了何种迫害。农民们只有忍气吞声地任随供射猎的野兽践踏自己的田地，只能扯起嗓子来轰而已，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蚕豆地和豌豆田里守夜，带着锅、鼓、铃铛，以轰跑野猪。我目睹过夏洛莱伯爵是如何残酷对待这些可怜人的，所以便在《爱弥儿》的末尾对这种暴行抨击了一番。还有一件违背自己准则的事，难免让我受到惩罚。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侍军官在亲王的封地上也同样为所欲为。我对亲王是满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我很担心他把我出于人道的激愤而说他叔父的话当成是针对他的，从而怀恨在心。然而，由于我的良心让我在这一点上尽管放心，所以我便因此而心里踏实了。我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从未听说这位高贵的亲王对那一段落有所注意，其实它是我有幸得识亲王之前很久就写下了的。
我的书出版前后的不几天（我记不太准了），出版了同一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除了摘要中夹杂着的几句废话，同我的第一卷一字不差。书上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巴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出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因为没传出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出这个所谓得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点根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洞穿了这个秘密，窥视出为何要弄出个什么巴勒克赛尔先生来。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敏锐点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阴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露出狰狞。可我却仍旧高枕无忧，愚蠢透顶，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头，甚至在感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出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爱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硬，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处境。但是，我知道，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捏一把汗，万一马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管，那他可就惨了。
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①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姆（）①。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点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是不干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种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甫、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甫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巴什一伙假造的。我知道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根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种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种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灌输的这种种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秘密别人不愿告诉我的，所以我坐待事态的发展，深信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我也极其高兴，不管有什么迫害在等待着我，反正为真理而受苦是无上荣光的事。我毫无惧色，也绝不躲躲藏藏，我每天都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样散步。六月八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玛尼神甫和曼达尔神甫一起散步。我们带上点心去尚波，吃得津津有味的。我们忘了带酒杯，便把黑麦秆插到酒瓶里去吸，大家都争相挑选最粗的麦秆，看谁吸得最多。我一生中从未这么开心过。
我讲述过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失眠的。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每晚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直看到眼皮抬不起来，就把蜡烛吹灭，尽量迷糊一会儿，但总是迷糊不长。我每晚通常读的是《圣经》，我就这样连续地从头至尾读了至少有五六遍。那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无睡意，便读得时间更长一些，我把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①为结尾的那一章整个儿地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章就是《士师记》（）②，因为自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一章。这篇故事令我爱不释手，可当我恍若身在梦中的时候，突然被响声和亮光惊醒了。泰蕾兹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后者见我突然坐直身子，便对我说：“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孔蒂亲王先生的信。”的确，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发现了这位亲王派一位专差给她送去的那封信，里面指明，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对我进行严厉起诉。他对她说：“问题极其严重，怎么挡也挡不住。宫廷要严办，议会也要严惩，早上七点就将发出逮捕令，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他了。我总算说妥，若是他远走高飞，就不再追捕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抓去的话，那他必被捕无疑。”拉罗什代表元帅夫人催促我赶快起来，去与她商量商量。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她在等您，”他补充道，“她不愿意在见到您之前就睡着了。”我匆忙穿好衣服，向元帅夫人处跑去。
我觉得她焦躁不安。她这是头一次这样。她的慌乱令我动容。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深更半夜，我自己也不免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便忘了我自己，只想着她，只想到假使我被抓去，她将要扮演的悲惨角色。因为，我虽自觉有勇气只讲真话，哪怕这真话对我有害，会毁掉我，可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镇静，缺乏足够的机智，也许还缺乏足够的刚毅，在被逼得太紧时，难免会把她给牵连进去。这就决定我去牺牲自己的荣誉以求得她的平静，决定我在这件事上作出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是永远不会做的事。在我下定决心的当儿，我便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她，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从而有损于我的牺牲的价值。我深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的，可是，她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以表示她对此深为感动。我对她这么无动于衷很恼火，以致举棋不定，很想缩回去。但是，元帅先生突然来了，布弗莱夫人不一会儿也从巴黎来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该做的事情。我受了一番恭维，羞于改口，因此，剩下的只是我隐遁到何处以及何时离去的问题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隐姓埋名，在他家躲上几日，以便从容不迫地商量一下，采取措施。但我没有同意，也没同意偷偷地溜到圣殿区去。我执拗地要当天就走，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一些隐而不露的有势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国，但仍应离开它，以求得安生。我首先考虑的是退居日内瓦，但稍加考虑之后，我便放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的势力还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的话，在哪个城市它也是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我知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日内瓦议会中激起了对我的仇恨，而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达出来就越是危险。我知道，最后，当《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请求之下，迫不及待地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无人响应，甚至在巴黎也没人吭声，便自觉很蠢，颇为羞惭，才收回禁令。我并不怀疑，它觉得此次机会难得，一定会尽量想法利用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装得挺漂亮，但心里在暗暗地嫉妒我，只等机会来了好发泄积怨。然而，对祖国的爱心在召唤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而且，要是我能够庆幸在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是不会有所迟疑的。但是，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像个逃亡者似的去那儿避难，所以我便决定只是在靠近自己祖国的地方待下来，并到瑞士去等着看看人们在日内瓦对我将采取什么决定。大家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很长。
布弗莱夫人对于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又在努力地劝说我，让我去英国。她没有说动我。我从来就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而布弗莱夫人好话说尽，也远远未能打消我的厌恶之情，反而似乎使之有增无减，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就走，大家都以为我一大清早就走了。我派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连对泰蕾兹都未肯说一声我是走了还是没走。自打我决定有朝一日要写我的回忆录，我便收集了许多信件和文稿，需要跑好几趟去拿。已经整理好的那些文稿，有一部分是单放着的，而我则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其他的文稿，以便只拣对我有用的带走，把没用的烧了。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干这个活儿，但这活儿挺费时间，我俩一上午都没有弄完，所以我也就来不及烧了。元帅先生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把剩下的分拣完，把不要的由他亲自烧掉，而不交给任何人，然后把拣出来的全部寄去给我。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高兴摆脱了这件烦琐的事，好同我马上就要与之永别的极其亲爱的一些人度过我所剩不多的几个钟头。他把我留下这些文稿的房间钥匙拿去了，并且在我再三请求之下，派人去寻我那可怜的“姨妈”。她因不知我情况如何以及她将会怎样而急得要死，正时刻准备着法院来人，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大城堡中来，什么话也没告诉她，她还以为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一看见我，便高声尖叫一声，扑到我的怀里。啊，情谊，心心相印，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甜蜜、温馨的日月，一起涌上了心头，使我在将近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之后，更加痛切地感到第一次离别那撕心裂肺之痛。元帅目睹这离情别绪，也不禁潸然泪下，悄悄地走开了。泰蕾兹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告诉她此刻跟随我去之不便，以及她留下来清理我的物件，收回我的钱款之必要。依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就要拿走他的文稿，封存他的物件，或列一个清单，并指派一人看管。必须让她留下来注视人家如何处理，尽可能地损失小些。我答应她不久就让她来找我。元帅先生也确认了我的这一许诺，但我始终不想告诉她我要去哪儿，以便她在遭到前来抓我的人的盘问时，可以照直说她确实不知我的去向。分手之时，我拥抱住她，心中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激动，于是，我在激动之中，唉，真是一语成谶，对她说道：“孩子，你必须拿出勇气来。在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你与我有福共享，今后，既然你自己愿意，那你就得与我有难同当了。从今往后，等着你的只是跟着我去受苦受难了。我的命运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就开始了，它将追逼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本该十点就来的。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可他们还没有来。原先定好我将乘驿马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马车，元帅先生便送了我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夫，送我到第一个驿站。在那儿，由于他事先已安排好了，人家毫无难色地便给我提供了两匹驿马。
由于我没入席午餐，也没在大城堡露面，夫人们便前来我待了一整天的那间中二楼里向我告别。元帅夫人满面愁容地拥抱了我好几次，但我在她的拥抱中没再感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急切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还说了许多中听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加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的拥抱，因为她当时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一位极其冷峻、端庄和矜持的女人，我觉得她还没完全摆脱掉洛林家族的那种生来就有的高傲。她从来就没有太关注我。或许是我受宠若惊，力图抬高这种恩宠的价值，或许是她在拥抱我时确实加进了一点高贵女人所固有的那种恻隐之心，反正我从她的动作和目光中发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力，直入我的肺腑。后来，当我回想起她的拥抱时，我常常在猜测，她因为不知道我将命归何处，所以刹那间，对我的不幸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元帅先生一直没有开口，面色苍白得犹如死人。他非要把我一直送到停在饮马槽边的车上去。我俩穿过整座花园，一句话也没说。我身上带着钥匙，用它打开了园门，然后，我没把钥匙装进口袋，而是默然无语地把它还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的那份激动令我惊诧，使我此后经常回想起来总不免要黯然神伤。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刻比这次离别更加难舍难分的了。我俩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拥抱着：我们彼此都感觉出这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我遇上一辆高级租用马车，上面坐着四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含着微笑向我打着招呼。据泰蕾兹后来向我描绘的法院来的人的相貌，以及他们到的时间和行为举止，我毫不怀疑那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听说逮捕令不是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是七点下达的，而是直到中午才下达。我必须穿过整个巴黎。坐在一辆敞开的马车里是藏不严实的。我看见街上有好几个人像是认识我似的在向我打招呼，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当晚，我便绕道穿过维尔罗瓦封地。在里昂，坐驿车者都得被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名改姓的人来说，可就尴尬了。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前去求维尔罗瓦先生，请他想法替我免去这份苦差事。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我没有用它，因为我没经过里昂。这封信仍原封未动地存在我的信函箱中。公爵先生一再劝说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我宁可继续上路，因此我当天又赶了两个驿站。
由于车座很硬，加之身体太差，无法拼命赶路。再说，我的样子也不够威严，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法国，驿马跑得快和慢，全看车夫如何赶法了。我以为多多犒赏车夫，就可以弥补自己那相貌平平、言语笨拙了，可这反而更糟。车夫们竟拿我当成跑腿的，平生头一遭坐驿车出门办事。此后，我得到的便一直是一些驽马，而且还成了车夫们捉弄的玩偶。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一句话不说，随他们如何驾车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样。
我是有办法排除旅途中的烦闷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切翻来覆去地加以思考，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我既无这种能耐，也没这个心思。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已经过去的灾祸很容易忘记，尽管它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一想到大难临头，我会吓得半死，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将会如何，可是一旦灾难发生了，我也就不怎么去想它了，很容易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那害苦了我的想象力总是在自寻烦恼，灾难未到，总要猜测个没完没了，而且使我又无法去回想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灾难。对于已成事实的事也就无须再去小心防范了，而且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我可以说是为将要到来的不幸耗尽了心思，我越是因猜测它而吃尽苦头，也就越容易忘掉它。而与此相反，当我不断地回想起昔日的幸福时，我便在回味它，品尝它，可以说是愿意何时拿它出来享受就拿它出来。我感到，正是多亏了这种很好的秉性，我大概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记恨。记恨心总缠着一个爱报复的人，使之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变着法儿也要找他的仇家报仇，殊不知自己反倒为此而痛苦不堪。我生性好激动，一激动，马上便气愤不已，怒不可遏，但复仇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对受到的冒犯很少介意，所以也就不太去想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使我遭受的不幸，是因为担心再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损害我，他那对我已造成的损害，我可能立马就会忘记。人们常在劝诫我们，要英雄海量，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美好的品德，对我却谈不上。我不知道自己的心灵能否控制住仇恨，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仇恨，而且，我也极少去想我的仇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饶恕他们的美德。我不清楚他们为使我痛苦而自寻烦恼到了什么程度。我受他们的摆布，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有一件事是超出他们的权势的，而且也是我以此向他们挑战的，那就是他们在为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却无法迫使我也为害他们而殚思竭虑。
自我动身的第二天，我便把新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事而外，什么议会呀，蓬巴杜尔夫人呀，舒瓦塞尔先生呀，格里姆呀，达朗贝尔呀，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被我抛诸脑后了。相反，我却记起我动身前夕最后读的那本书。我也回想起了格斯奈尔①的《牧歌》，是其译者于贝尔前些日子寄给我的。这两个念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完美地交织在我的思想里，以致我想设法将它们聚在一起，按照格斯奈尔的笔法，写一个“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题材。这种淳朴的田园风格似乎不怎么适合这么惨烈的一个题材，而且，我当前的处境也使我高兴不起来，无法把这一题材写得欢快一些。但是，我仍想试一试，这纯粹是为了解除鞍马劳顿，根本就不想获得成功。我刚一试，便惊讶地发觉思想非常集中，而且表达时也很得心应手。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后来，我在莫蒂埃将它写完了。我深信，我一生之中从未写过什么比它风尚更淳朴感人、色彩更清新、描绘更纯真、个性更贴切、凡事皆具古朴之风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未被那基调悲惨的主题所损害。除此而外，我还因此而具有了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说不是我作品中的最佳之作，那也将永远是我最为珍贵的作品。我每每读到，并且在我将重读它时，都会感到心中有着一种无怨无艾的欢快，远远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尖酸刻薄，反而能聊以自慰，在自身找点什么来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假如有人将所有那些在自己的书中对自己从未遭受过的不幸表现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聚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与我相类似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尊严受到侮辱时的最初愤怒中，让他们来写这样一部作品，看看他们将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吧。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决定去伊弗东我那善良老友罗甘先生那儿停停。他退居那儿已经有几年了，甚至还邀请过我去那儿看他。我在途中听说经过里昂要走弯路，所以去伊弗东就省得绕里昂了。可是，那就得经由贝藏松，那也是个军事要塞，因此也要遭遇同样的不便。因此，我决定绕点路，经过萨兰，借口去看看迪潘先生的侄子米朗先生，他在盐场供职，曾经一再邀请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米朗先生，所以很高兴不必停留，继续赶路，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盘问。
进入伯尔尼境内时，我让马车停下。我下了车，跪在地上，拥抱、亲吻着大地，激动地嚷道：“苍天啊！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便又盲目又自信，总是对将铸成我的不幸的事物热情满怀。我的车夫大惊失色，以为我疯了。我重又上了车，没几个小时，我便感受到扑在可敬的罗甘怀抱中的那种既清纯又强烈的快乐了。啊！让我们在这位可敬的主人家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他家恢复点勇气和力量，我不久将使之有用武之地。
我刚才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情景作了不厌其详的叙述，这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们显得不太明晰，但是，当人们一旦掌握了阴谋的线索，它们就能让人看到阴谋的施展。譬如，它们对我马上要提出的问题虽不能提供初步概念，但大大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咱们假定，为了实行以我为目标的阴谋，必须让我离得远远的，那么为了让我走开，则必须让一切都像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的夜半使者所惊吓，不被她的惊慌乱了方寸，而一如我开始时那样岿然不动，不是待在大城堡，而是回到我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个懒觉，我也照样会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解开其他许多问题也得取决于这一问题，而要研究它，那就很有必要搞清那威吓性的逮捕令和实际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这是个粗略的却是明显的例子，表明在陈述的事实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可以据此通过推论去找出其中的秘密原因。
尽管久已付梓的《朱丽》到一七六○年年底尚未问世，但已开始哄传开来。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起它。乌德托夫人甚至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该书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圣颜大悦。我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后来在法兰西科学院谈起了它。整个巴黎都在焦急地等着见到这部小说。圣雅克街的各家书店以及王宫街书店被前来打探此书消息的人挤破了门。它终于出版了，而且一反常态，非常成功，没有辜负翘首以待的人们。太子妃是最先读到它的人中的一个，在对卢森堡先生谈起时，说这是一部绝妙佳作。文学圈中人的情感则各不相同。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女人们，则只有一个看法，对该书及其作者都如醉如痴，以至我敢说，如果我下手的话，即使在上层女人中，也很少有不被我俘虏的。在这方面，我是有证据的，但我不想写出来，而且，这些证据无须验证，便可证实我的论断。奇怪的是，这本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各地更加成功，尽管法国人，不论男女，在书中都没得到很好的对待。与我的期待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反倒不怎么样，而在巴黎则大获成功。难道说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比在别处更占上风？当然不是。但是，在巴黎却有着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占着统治地位，它激越着人们的心灵去向往友谊、爱情、道德，它使我们珍惜我们身上已不再具有而别人身上还有的那种纯洁、多情、正直的感情。今后，腐化堕落到处皆然，风尚、道德在欧洲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说对风尚、道德还有点依恋的话，那就只有在巴黎能够找到。
透过若许偏见及虚假激情，想在人心中分辨出真正的自然情感来，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恕我斗胆，必须具有只能是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获取的一种精细的分寸感，才能体会得出这部作品中所充满着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我可以毫无惧色地把该书的
第四章与《克莱芙公主》（）①相媲美，而且，我可以说，如果这两篇东西只是在外省被人读到的话，是绝不会有人能体会得出它们的全部价值的。因此，如果说这本书在宫廷中大获成功的话，那也不必大惊小怪。该书充满了生动而含蓄的妙笔，宫廷中人应该对此颇为欣赏，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善于悟出这些生花妙笔。不过，在此还得区别一下。这本书是不适合有种人读的，他们有的只是奸诈，他们的精明只表现在探究恶事上，好处看不到，只往坏处瞧。譬如，假使《朱丽》在我所想的某个国家出版的话，我肯定没人能将它读完，而且，它必被制于机先，灭于无形。
关于这本书人们给我写的信，大部分都被我收集成一个集子，现存于纳达亚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信函集子出版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一些非常离奇的事，而且还会看到看法上有多大的对立，说明与公众打交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该集子中所最没注意到的，而且也是使它始终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的，是其题材的单纯和趣味之连贯。书中的趣味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在整整六卷中，贯彻始终，没有插叙，没有浪漫奇遇，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狄德罗对理查森（）②大加恭维，说他的场景变幻莫测，人物风貌各异。理查森把其人物特点和场景变幻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应该受到称赞，但是，在场景及人物的数量方面，他落入了最乏味的小说家们的窠臼，以大量的人物及其奇遇来填补人物思想之贫乏。通过不断地推出耸人听闻的奇遇和像走马灯似的新面孔，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事，但要是始终让读者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同一些对象上而又不依赖奇闻逸事，那肯定是要难得多了。如果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条件相等，而题材的单纯又能增加作品之美的话，那么理查森的小说虽说是在其他方面都高人一筹，但在这一方面无法与我的这部作品相提并论。然而，我知道我的这部小说了无声息，而且我也知道个中原委，但它是会复活的。
我的全部担心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致使情节发展变得枯燥乏味，不能让作品的趣味贯彻始终。但我因一个事实而心里踏实了。光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所有赞许都更加使我满心欢喜。
该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面世的。有一天，歌剧院正要举办舞会，书贩把它带给了塔尔蒙王妃。晚饭后，王妃让人给她穿衣服，准备去跳舞，然后，便一面等着，一面开始读这本新小说。午夜时分，她一面命人给她套车，一面仍在继续阅读。有人前来禀报，车已套好，但她没有搭理。仆人们见她读得忘了时间，便来告诉她说已经凌晨两点了。“还不着急。”她一面说，一面仍在读着。过了一阵儿，她的表停了，便按铃问仆人几点钟了。仆人回答说四点了。“这么说，”她说，“去参加舞会已经太迟了，让人把马卸了吧。”于是，她让人给她脱去礼服，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有人跟我讲了这段花絮，我一直盼着能见一见塔尔蒙夫人，不仅是想从她本人口中知道此事是否的确当真，而且还因为我素来认为，如果没有那第六感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对《新爱洛伊丝》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的，而这第六感官就是道德感，具有这种道德感的心灵真是凤毛麟角，但无此则谁也甭想明白我的心。
使得女人们对我产生如此好感的是，她们深信我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想法如此地坚定，以至于波利尼亚克夫人竟然写信托韦尔德兰夫人让我给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坚信，一个人如果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是无法将那些感情写得那么生动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如此这般地描绘出爱的狂热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的是对的，而且，可以肯定，我写这部小说时心中充满甜蜜的激情。但是，以为必须有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这种激情，那就错了。人们远远没有想到我对想象中的对象达到了何种意乱情迷的程度。若是没有对青年时代的一些怀旧之感，如果没有乌德托夫人，那我所感受的和描写的爱就只能是以神话女妖为对象了。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批驳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想法。大家可以在我另外让人印的对话体的序言里，看到我是如何让广大读者在这一点上处于思念之中的。过于严格的人说我本该干干脆脆地把真相挑明，而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这样不可，而且，我认为，若是真的做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声明，那就愚蠢多于坦诚了。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永久的和平》问世了。头一年，我就把此书的手稿让给了一份名为《世界报》的报纸主笔，一个名叫巴斯蒂德的先生。他不容分说，硬要将我的全部手稿全都塞到那份报纸上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以后者的名义前来催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说了《朱丽》，想让我把它放在他的报上连载。他还想让我把《爱弥儿》也刊登在他的报上，如果他听说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话，也会要求把它登在他的报上的。最后，我实在是被他的搅扰弄烦了，便决定以十二个金路易为代价，把我那份《永久的和平》的摘要让给了他。我们商定，该摘要将刊印在他的报上，可是，他一拿到那份手稿，便认为最好是印成单行本，还按审查要求的那样进行了若干删节。我若是把我对该书的评论也附在其中，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非常走运，我根本没有对巴斯蒂德谈到我的这个评论，它也根本不在我俩协议的范围之中。这篇评论仍然是一份手稿，与我的文稿放在了一起。万一它能重见天日，大家将会从中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玩笑和他那嘲讽的口吻让我多么好笑啊。对这个可怜之人在他硬要掺和谈论的政治问题上的见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我在社会上声名鹊起，并且深受贵妇们青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卢森堡府中地位日下，并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厚爱及友情似乎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再没什么好读给她听的之后，她的房间就不太为我敞开了。而且，在她来蒙莫朗西休憩时，尽管我仍较勤快地去问安，但我只是在饭桌上才能见到她。甚至我的座位已不再指明是在她的身旁了。由于她不再主动让我坐在她的身边，由于她很少搭理我，而且我也不再有什么大事要说给她听了，所以我索性坐在别处，觉得这样更加自在一些，特别是晚上。这样，我便本能地渐渐习惯于坐得离元帅先生更加靠近一些。
提到晚上，我记得曾说过我不在大城堡中用餐，这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的确是如此。但是，由于卢森堡先生根本不吃午饭，甚至都不在饭桌上坐一坐，结果都已经好几个月，我在他家都混熟了，却还从未与他在一起吃过饭。他好意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客人不多时，我有时便决定留下来吃晚饭，而且感觉非常之好。因为午饭几乎是在露天里吃的，而且正如俗话所说，屁股都不沾板凳，而晚餐则不然，吃饭时间很长，因为大家散了很多的步回来，很希望边吃晚饭边休息。晚餐很丰盛，因为卢森堡先生挺讲究吃，也很惬意，因为卢森堡夫人在尽女主人的职责招待大家。若不作这个解释，大家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的一封信结尾的几句话（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他在信尾说，他对我们的散步总是回味无穷，他还补充说，“特别是”，我们晚上回到大院里，根本看不到马车的辙印。这是因为每天清晨有人用耙子把院子里的沙子耙平，除去车辙，我可以根据下午来的客人的印迹来判断客人的多寡。
自从我有幸结识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以来，他家丧事不断。一七六一年，他的灾难达到了顶点，仿佛我命中注定的灾祸要传给我最为依恋、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他的妹妹维尔罗瓦公爵夫人，第二年，他失去了他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第三年，他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失去了他这支血脉和姓氏中唯一的和最后的两个支柱。他表面上显得勇敢地承受着这种种打击，但内心深处在流血，至死未停，而且，身体也每况愈下。他儿子突然悲惨地死去，这对他的打击尤其明显，因为国王正好刚刚诏示，让他儿子，并答应他的孙子世袭近卫队队长之职。他痛苦不堪地眼睁睁看着他那前途无量的孙子渐渐地咽气，而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医生，把药当饭吃，让这可怜的孩子被活活地饿死。唉！要是大家肯听我的话，祖孙二人至今都会健在的。我对元帅先生什么话没有当面说，没有写信说呀，我对蒙莫朗西夫人什么意见没有提过呀，可做母亲的迷信医生，让她儿子谨遵医嘱，忌食过度。卢森堡夫人同我的想法一样，但不愿僭越孩子母亲的权利，卢森堡先生是个温和而心软之人，根本就不喜欢拂逆他人。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①奉若神明，终于使自己的儿子因此而成了牺牲品。当这个可怜的孩子获准同布弗莱夫人一道前来路易山，向泰蕾兹要点心吃，在他那饥肠寡肚中塞进点食物时，他是多么开心啊！当我看到家财万贯、名声显赫，官高位尊的一家人的唯一继承人，像一个乞丐似的贪婪地大嚼很小的一块面包时，我是多么揪心地在暗叹那富贵荣华的悲惨啊！可是，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是枉然，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对江湖郎中的同样信任既害死了孙子，又为祖父掘下了坟墓，但其中也有尽想掩饰年老体衰的那种胆怯心情。卢森堡先生不时地感觉大脚指头有点疼痛，来蒙莫朗西时就犯过一次，弄得他又是失眠又是发烧的。我大胆地说是痛风，卢森堡夫人还训了我一通。元帅先生的那位外科医生兼仆人硬说不是痛风，便用止疼膏把患处包扎起来。遗憾的是疼痛真的止住了，因此，再疼的时候，当然就使用止了疼的那同样的方法。由于体质渐亏，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药量也就相应地加大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总算看出这是痛风，便反对使用这种没有道理的治疗方法。可是大家都瞒着她，因此，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错，一心想治好自己的病，反而在几年之后死去了。不过，咱们先别把这种种不幸提得太前了，我在这个不幸之前还有好多好多的不幸之事要叙述哩！
奇怪得很，不知怎么搞的，我所能说的和做的，似乎都注定要让卢森堡夫人不悦，即使在我一门心思地想保持她对我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连不断地感觉到的疼痛使得我更加记挂着他，因此也记挂着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俩总是相濡以沫，夫唱妇随，所以只要对其中的一位有感情，就必然会对另一位也有感情。元帅先生渐渐老矣。宫廷事务的辛劳，事事都得操心，再加上老是陪侍狩猎，特别是每年有一个季度要去军中，鞍马劳顿……凡此种种，需要有年轻人的精力才行，可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支撑得住他身居高位所需的精力。既然他的种种官衔将要分散掉，而且他死了以后，他的宗族也就随之湮灭，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继续一种其目的在于封妻荫子的辛劳生活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仨时，他开始抱怨宫廷生活之劳苦，一副相继痛失亲人而心灰意懒的样子，我便壮着胆子跟他说到退休的事，以西尼阿斯向皮洛斯所提之忠告（）①劝诫于他。他长叹一声，未置可否。可是，卢森堡夫人一见只有她和我两人时，便怒气冲冲地驳斥了我的忠告，看来这一忠告把她给吓坏了。她还说了一个理由，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不再重弹劝他退休的老调了。她那理由是，长期生活在宫廷中，已养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对卢森堡先生来说，这也是一种排忧遣愁的方法。而我所建议的退休，对他而言，不是休息而是放逐，无所事事、烦恼愁闷、忧伤悲痛很快就会要了他的老命。尽管她应该看得出来我已被她说服，应该相信我对她许下的诺言，相信我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可是她似乎对此始终很不放心。而且，我记得打那以后，我同元帅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变得日渐稀少，几乎老是有人前来打搅。
当我的愚笨和晦气一起在她面前损害我的时候，她常见到并且最为喜欢的那些人也在落井下石。特别是布弗莱神甫这个风头出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从来就对我没有好感。他不仅是元帅夫人圈中唯一一个从不屑于我的人，而且我似乎发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都要在元帅夫人面前失宠一些。说实在的，即使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但他的在场就够我受的了，因为他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使我相形见绌，更加愚笨不堪。开头两年，他几乎没来过蒙莫朗西，而且蒙元帅夫人的宽厚，我还凑合着像个样子。但是，自他来得勤了一些之后，我便挺不住了。我本想躲在他的羽翼之下，尽量想法让他对我友好，可是，我那副阴郁的样子，使我心想讨他欢喜，却无法奏效。而且，我为此而做出来的蠢事终于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完全失宠了，在他面前也没得到好处。他聪明过人，本可以事事遂愿的，但他不能专心致志，又放荡不羁，所以在任何事上都是半吊子货。可是，塞翁失马，上流社会要的就是你的一知半解，正好可以大出风头。他能做一手绝妙小诗，情书也写得挺美，西斯特尔琴（）①也能拨弄几下，色粉画也能涂上几笔。他竟然想给卢森堡夫人画上一幅肖像，那像画得可真吓人。卢森堡夫人说画得一点儿也不像，此话确实不假。那该死的神甫便来问我，而我这个傻瓜，竟然撒谎说是画得挺像。我是想讨好神甫的，却得罪了元帅夫人。她记住了我的这一过错，而神甫干了坏事之后，反在嘲讽我。吃一堑长一智，虽说亡羊补牢，但还是学会了没这本事就别想着乱吹乱拍。
我的能耐就是颇为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对人们说出有益但逆耳的真言。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我生来别说是吹捧别人，连赞扬都不会。我想赞许时的那个笨样儿简直比我批评起人来时的厉害劲都更让我倒霉。我来举一个极其可怕的例子，其后果不仅影响了我余生的命运，而且也许将决定我死后的名声。
在来蒙莫朗西休憩期间，舒瓦塞尔先生（）②有时要去大城堡晚餐。有一天，他来时，我正往外走。他们便谈起了我，卢森堡先生跟他讲述了我在威尼斯时与蒙泰居间的瓜葛。舒瓦塞尔先生说我放弃这个职业很可惜，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界中来的话，他很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便把这个意思转告了我。我因从未受到大臣们的青睐而倍加感动，但我不敢保证，尽管我有此心，要是我的身体允许我加以考虑的话，我是否就能避免再干蠢事。雄心壮志只有在其他所有的激情留下的短暂瞬间窃据于我的心中，而这一短暂瞬间已足以让我重下决心。舒瓦塞尔先生的这番好意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使我更加钦佩他任大臣以来在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③，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中受到敬重，而我对他的几位前任则不以为然，包括我一直视之为首相的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当有谣传说她和他两人之中将有一人被排挤掉的时候，我认为在祝愿舒瓦塞尔先生取胜就是在祈祷法兰西的荣光。我对蓬巴杜尔夫人一向抱有反感，甚至在她发迹之前，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见到她，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亦然。自那以后，我就因她在狄德罗的事上沉默不语而不满于她了，而且，凡是与我有关的问题，无论是《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还是任何收益上都未给我带来相应好处的《乡村占卜者》，她的所有行径都让我不满。在所有的场合，我总是发觉她很不愿意帮我的忙，可罗伦齐骑士却建议我写点东西颂扬她这位贵妇人，言下之意是这样对我有好处。这个建议让我怒不可遏，特别是我看得一清二楚，不是他主动这么建议的，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是蠢蛋一个，只是在别人的怂恿之下才去想一想，动一动。我太不会克制自己，我对其建议的鄙夷不屑没能瞒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的不悦也没能瞒过任何人。我敢肯定，她知道了这一点。而所有这一切把我的切身利益同我的天然秉性混合在一起，促使我去为舒瓦塞尔先生祈祷。我对只知道的他的才能深怀敬意，又对他对我的美意怀着感激之情，再说，我因离群索居而不知他的爱好以及生活方式，所以便预先将他视作为公众和我自己报仇之人了。我当时正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润色，便在书中把我对前几任外交大臣以及开始胜过前任的现任的看法一下子全写出来了。在这件事上，我违背了自己最信奉的箴言，而且，还没有想到，当你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强烈地称颂或贬斥而又不指名道姓的时候，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与称颂对象完全吻合，使最为狐疑好胜之人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模棱两可之处。我在这一点上太傻了，过于放心大胆，脑子里绝没想到有人会产生误解。大家不一会儿就会看到我说的是否有道理了。
我的“好运”之一就是，在我的交往之中，始终有一些女作家。我以为在大人物中，至少可以避开这种“好运”了。其实不然，它仍然紧跟着我不放。据我所知，卢森堡夫人是从来没有这种怪癖的，但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她写了一部散文悲剧，先是在孔蒂亲王先生的圈子中诵读、传阅，并受到吹捧，可她并不满足于这么多的称颂，非要跑来问我，想得到我的赞扬。我的赞扬她倒是得到了，但不热烈，可这正是该作所应该得到的称赞。此外，我还觉得应该告诉她，她的这部《侠义的奴隶》与一部英国剧本颇为相似，该英国剧本虽不太有名，却已译成法文了，剧名为《奥罗诺哥》（）①。布弗莱夫人感谢我的看法，但向我保证她的剧本与另一剧本毫无相似之处。我除了对她本人而外，从未对世上任何人说过，这剧本与另一剧本有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要对她说，也只是为了完成她强加于我的义务而已。自那以后，此事不禁让我时常想起吉尔·布拉斯在布道大主教面前尽责的后果（）①。
除了不喜欢我的布弗莱神甫，除了我在其面前犯过女人和作家都永不会宽恕的错误的布弗莱夫人以外，我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朋友也都不太愿意与我交朋友。特别是埃诺议长先生，他入了作家之列，就免不了染上他们的毛病。还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她俩都跟伏尔泰过从甚密，而且是达朗贝尔的亲密女友。莱斯彼纳斯小姐甚至终于与达朗贝尔生活在一起，与他心心相印，相敬如宾，而且根本不可能不如此。我起先很关注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让我看了觉得可怜，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与我的大相径庭，差不多一个起床另一个就寝，她对小聪明的人痴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家出了一本无足轻重的破书，她便极为认真以待，或捧或贬。她颐指气使、专断粗暴，无论什么事她或赞成或反对，都过于激动，谈起来浑身哆嗦。她因判断的激烈和顽固而偏见甚深，桀骜难驯，感情用事。凡此种种，使我很快便对地产生反感，不愿再关心她了，并且与她疏远了。她看出这一点来，这就足以使她暴跳如雷。尽管我挺明白有此性格的女人会有多么可怕，但我宁可因她的痛恨而遭殃，也不愿因她的友谊而罹难。
我在卢森堡夫人圈中不仅朋友很少，而且在她家里还结了仇人。仇人虽只有一个，但以我今日之处境，这个仇人能以一当百。这指的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因为他不仅曾前来看望过我，还好几次请我去维尔罗瓦。而且，由于我对他的邀请回答得尽我可能地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而他则把我的含糊答复当作同意，为卢森堡夫妇安排了半个来月的小憩，并提议让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我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不能出远门，否则会有危险，我便请卢森堡先生代为婉谢。大家可从他的回信（信函集D，第三号）看到，这并未引起任何的芥蒂，而且，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对我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厚爱。他的侄子兼继承人、年轻的维尔罗瓦侯爵却不像他伯父待我那么和蔼可亲了，不过，我也实话实说，我对他也没有像对他伯父那么尊敬。他轻率的神气让我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他对我的憎恨。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饭桌上戏弄我。我没有沉得住气，因为我很蠢笨，没有一点巧于应付的能力，一生气，就更加失去冷静。我有一条狗，是我几乎刚搬到退隐庐，人家在它还是小狗的时候送给我的，我当时便唤它“公爵”。这狗虽不漂亮，却属稀有品种，我把它当成伴侣和朋友，而它肯定比大部分以朋友自诩的人更称得上朋友。由于它生性喜欢黏糊人，又有感情，而且我俩又相依为命，所以它在蒙莫朗西堡便出了名。但是，由于我那极其愚蠢的胆怯，我把它的名字改成“土耳其人”，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狗都取名“侯爵”，也没见哪位侯爵大人因此而发火的。维尔罗瓦侯爵得知我替狗改名，便紧着追问我，以致我不得不当着满桌宾客把我做的事讲了出来。在这件事里，给狗取名“公爵”倒没有什么不恭之处，不恭的倒是把这个名字给改了。更糟的是，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就要当公爵，而且今天已是公爵了，他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给我造成的窘迫以及这窘迫所造成的后果。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伯母就此对他大加训斥了，可想而知，如果他真的挨了训斥，他是绝不会轻饶了我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府第还是在圣殿区（）①，我所能依赖来对付这一切的只有罗伦齐骑士，他声称是我的朋友，但他与达朗贝尔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达朗贝尔的羽翼下，在女人们面前充作大几何学家。此外，他还是个侍从骑士（）②，或者说是个专门向布弗莱夫人献殷勤的人，而布弗莱夫人与达朗贝尔相交甚厚。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并且她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因此，我在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为我的笨拙说话，以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不致失宠，反而接近她的所有人都好像是在齐心协力地要在她的思想上贬损我。然而，她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爱弥儿》的出版而外，在这同一时期，还向我表示过另外一种关怀和善意，致使我相信，即使她讨厌我，也会维系并将永远维系她曾一再许以我的终生不渝的友谊。
我一旦确信可以信赖她的这份感情，便开始向她坦白我的所有过错，以求得心灵的平静。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不可践踏的准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显得更好或更坏。我曾向她叙述了我与泰蕾兹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连我怎么处理我那几个孩子，我都没有向她隐瞒。她听了我的忏悔之后，对我很好，甚至可说是太好了，并没有像我应该受到的那样对我大加谴责。而且特别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见她对泰蕾兹倍加疼爱，常给她点小礼物，派人去找她，请她去看她，见到泰蕾兹时爱抚有加，而且还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拥抱她。可怜的泰蕾兹真是高兴异常，感激涕零，我当然也不例外。卢森堡先生和夫人通过她所表示的对我的深情厚谊，比直接对我施与的情爱更加使我感受良深。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情况一直如此。但是后来，元帅夫人竟仁爱地想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老大的襁褓中放了一个暗码，因此便让我告诉她，而我也就告诉她了。于是，她便派她的心腹仆人拉罗什去寻找，可是，尽管事隔不过十二三年，但拉罗什寻来找去，并未找到。要是孤儿院的登记簿保存完好的话，要是认认真真地去找的话，那暗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寻找失败并没让我怎么生气，如果这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关注他的命运，那才让我更恼火哩。如果人家按图索骥，随便拿一个孩子来说是我的，我一定会疑惑果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别人给掉了包。那样一来，我心里会打鼓，反而更加揪心，我也就根本体味不到这种天伦之乐的全部情趣了，而这种天伦之乐至少应从孩子小时候起便朝夕相处，才能得以维系。长期的离开一个你还没认识的孩子，势必要削弱而且最终要消除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的，而且，你永远不会像爱你自己亲自喂大的孩子一样去爱送给别人去奶大的孩子的。我在此所说的，就我的过错的后果而言，是可以减轻我的过错的，但就其根源而言，则只有加重我的罪孽。
有件事提一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那个拉罗什通过泰蕾兹的介绍，认识了勒瓦瑟尔太太。格里姆继续把她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搬走之后，就是通过拉罗什先生一直继续给这个女人送钱去的，而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点礼物给她。因此，尽管她老是抱怨，但日子过得肯定是不错的。至于格里姆，由于我根本就不喜欢谈论我应该痛恨的人，所以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同卢森堡夫人谈起他。但她曾多次逗我谈起他，却不告诉我她对此人有何看法，也从不让我看出此人与她是否相识。由于我不喜欢对我所喜爱的、对我又毫无保留的人留一手，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所以，自那时起，我有时便要想到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但那也只是因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引发的。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没有听见说起它。最后，我才听说在巴黎已同书商迪舍纳谈妥交易，并通过后者同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达成协议。卢森堡夫人把我要同迪舍纳签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来让我签字，我认出那笔迹是马尔泽布尔先生没有亲笔给我写的那些信的同一个人的笔迹。我深信我的这个合同是经这位官员的认可并在他面前拟订的，所以便放心大胆地签了字。迪舍纳为这部书稿将付我一半稿酬——六千法郎，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二百本样书。我签好一式两份合同之后，便将它们按卢森堡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寄回给她了。她把其中的一份给了迪舍纳，另一份自己留下了，而没有退还给我，而我也再没有见过它。
我结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虽对我的隐退计划有所妨碍，但没让我完全抛弃它。即使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春风得意之时，我也总是感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她的那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而我最犯难的是如何把这种真情实感同更适合我的口味而又较少地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身体，可那份尴尬和那些晚餐还是使我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关怀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每天晚上，晚宴之后，一向早睡的元帅先生，总是不容分说地把我叫走，让我也早点去睡。只是在我的灾祸降临之前不多时，他才不知何故不再对我如此关心了。
早在发觉元帅夫人态度变得冷淡之前，我便想着避免这种处境，执行自己原先的计划。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得等着《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此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加工，然后把书稿寄给了雷伊，索价一千法郎。他付给了我。我也许不应该漏叙一件与上述书稿有关的小事。我是将书稿封好寄给沃州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神甫迪瓦赞的，因为他有时来看望我，跟雷伊又有联系，便负责将书稿寄给雷伊。该书稿因字写得很小，所以体积不大，还塞不满他的口袋哩。可是，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就落到关员手中，并被打开检查。然后，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取时，他们便还给了他。这就使他自己得以读到这部书稿，他还很天真地告诉了我，并且对该作大加褒奖，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指斥的话，但骨子里想必在等着该书正式出版时，定要为基督教报仇雪恨。他又将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写信向我汇报此事时大体就是这么说的，而我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一直不时地在搞的《音乐辞典》而外，我还有其他几篇不太重要的作品，全都整理好可以出版，而且我准备或者分别印成单行本，或者有朝一日出全集的话，就收到全集中去。这些作品大部分还都是手稿，存于迪佩鲁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语言起源论》，我曾让马尔泽布尔先生和罗伦齐骑士看过，后者还对我说是写得很好。我算了一下，所有这些作品的收入加起来，扣除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八千到一万法郎，我想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我和泰蕾兹的终身年金。然后，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俩将去外省的偏远地区一起生活，不再让公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只求安安静静地了却此生，一面继续在自己周围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善事，并悠然自得地去写我一直思索着的回忆录。
这就是我的打算，而不该略而不谈的雷伊的慷慨仗义促使其得以执行。人们在巴黎没少对我说这位书商的坏话，可他却是我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书商中，唯一一个我总要赞扬的人。确实，我俩常为印行我的作品发生争吵。他漫不经心，而我则好激动。但是，在金钱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尽管我从未与他签过任何正式协议，可我始终觉得他一丝不苟，公正合理。甚至也只有他一个人曾坦率地向我承认，跟我合作，他生意挺好，而且，他还常常跟我说，他能发财是多亏了我，还提议分给我一点。由于无法直接报答我，他便想至少通过我的“女总督”来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因此他给了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并在证明上写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提供的好处的。他做这件事时只是他知我知，没有张扬，没有夸耀，没有言声，若不是我首先对大家说起，是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对此做法深为感动，所以自此之后，便与雷伊结下了一种真正的友情。不久之后，他想让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可我被逼入的这种处境给我造成了一种遗憾，那就是人家使得我今后无法使我的情感有益于我的教女及其父母。我为何对这位书商朴实的慷慨之举如此动情，而对那么多有钱有势之人鼓噪的情谊却无动于衷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满世界地叫嚷说是对我如何如何恩爱有加，可我从未有丝毫的感觉。这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是他们浮华虚夸还是我忘恩负义？明眼的读者，请你们去掂量，去判断吧，我自己就不说了。
这份年金对维持泰蕾兹的生活可是一个大的保障，也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我自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包括别人送她的所有礼物我也从不染指，始终是她一人独享的。当我替她保管钱的时候，我都一笔笔地给她记上明细账，从没拿过她的一个子儿用于我们的共同开支，即使在她比我钱多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就是我俩的，”我对她说，“而你的就是你的。”我一直就是按照这条原则与她相处的，我还经常对她讲我的这条原则。那些卑鄙下流地指责我通过她的手去接受我不愿亲手接受的东西的人，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会乐意地与她一起吃的，但要是她所收受的，那我是绝不会吃的。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为我做证，而且，根据自然规律，我死在她的前面，她也将可以为我做证。不幸的是，她在各个方面都不知节俭，不会打算、大手大脚，倒不是因为爱慕虚荣，也不是讲究吃穿，只是大大咧咧使然。世上并无完人，既然她的绝妙的长处必须有所抵消，那我宁可她有一些缺点而不是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俩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为她像从前为妈妈那样操碎了心，总想替她攒点积蓄，以便有朝一日作为她的生活来源。但我的心全都白操了。她同妈妈一样，从不算计，不管我怎么竭尽全力，她们总是有多少花多少。尽管泰蕾兹不讲究穿戴，但雷伊的年金从来就不够她穿衣戴帽的，我每年还得拿出钱来贴补她。无论她还是我，我俩生来就永远当不了阔人，而我当然是不把这一点也列入我的种种不幸之中的。
《社会契约论》印得挺快。可《爱弥儿》则不然，我还一直等着它的出版，以执行我思考着的退隐计划。迪舍纳时不时地寄些清样来让我挑选。当我选定之后，他不是立即开印，而是又给我寄些别的清样来。最后，当我们对尺寸、字样完全定下来，而且他已经把我稍加改动的一份校样印出好几页之后，他又重新印来印去的，直到半年之后，仍原地踏步，一无进展。在这些试印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该作品将在法国以及荷兰印出，将同时出版两个版本。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作品了。我不仅根本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一直是反对的。但是，最后，既然这个版本不管我愿意与否，正在印行之中，既然它还作了另一版的模式，那就必须好好看着校样，别让人把我的书删来改去，弄得面目全非。再说，该书是完全由主管官员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指挥印行，他还常常给我来信，并且为此还来看过我。我马上就要谈谈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看我的。
当迪舍纳进展缓慢的时候，受到他制约的内奥姆则更加行动迟缓。人家没有定时地将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认为在迪舍纳的行径——也就是替他干活的居伊的行径——中，发现了他的叵测居心，而且，他看见人家不履行合同，便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大诉其苦，大鸣不平，而我自己就有一肚子苦水，对他则爱莫能助了。他的朋友盖兰当时经常能见到我，总是跟我谈起这本书，但谈起来总是抱着极大的保留。他对这本书在法国的印行以及主管官员插手其间，虽有所耳闻，但不知就里。他因此书会给我带来的麻烦而对我表示同情，但又好像在责备我不谨慎，却从不愿意说出我究竟怎么不谨慎了。他总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似乎是在故意套我的话。我当时极其安然无恙，所以便笑对他那种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腔调，认为他那是因常跑达官显贵的办公室而染上的恶癖。我深信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深信它不仅有主管官员的赞成和保护，而且值得受到并且深得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办好，并耻笑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及其保护人的公正缺乏信任的话，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和见解的信任本会让我也像他一样惊恐不安的。当《爱弥儿》付印时，他从巴伊先生家跑来看我，跟我谈起此书。我给他读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他静静地听着，而且我觉得他听得津津有味。我一读完，他便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那本书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本该根据国王的御旨在卢浮宫里印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对我说，“但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您给我念过这篇东西。”他那令人惊奇的表达方式叫我愕然，但没让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尔泽布尔先生见面。我难以设想他在同一问题上怎么与他的想法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了，但身体一天也没有好过。尽管那儿空气极为清新，但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加剧我的旧病复发的原因之一。将近一七六一年秋末，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是在几乎没有间断过的痛苦中度过的。肉体的疼痛被无数的忧虑加重，进而使我感到这些忧虑更加重压在心头。一段时间以来朦朦胧胧的忧愁预感搅得我心烦意乱，可我又不知到底愁些什么。我常收到一些挺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当前的现实，认为今后也好不了，便问我选择一处退隐之地的话，是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带着全家一道去。我还收到过某议院主席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当时与宫廷失和的该议院起草一些备忘录和谏书，答应向我提供为此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爱发脾气。接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便火冒三丈，回信时便没好气，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予以回绝。这种拒绝当然不是我所要自责的，因为这些信可能是我的敌人们下的套，而且，他们向我请求的事正与我永远不愿违背的准则背道而驰。但是，我本可以表示婉拒，无须厉声厉气，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怎么觉得惊讶，因为我同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腐朽制度在威胁着法国，使之很快就要崩溃。全都源自政府的过错的一场不幸战争的种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混乱；一直掌握在两三位大臣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尔虞我诈，他们公开争斗，为了相互攻讦，竟损及王国；人民和国家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一个顽固女人（）①的执拗，她就是有点脑子的话，也总是用在自己的好恶上，几乎总是排斥最有能力的异己，以便安插自己最满意的人。凡此种种，全都在证实该参议员以及公众及我本人的预见之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多次让我举棋不定，是否我自己也将赶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种种动乱之前，去王国之外找一片净土。但是，因为我淡泊人生、性格内向，所以我放心地认为在我所自愿去过的孤独生活之中，是不会有任何风暴袭击到我的头上的。我只是颇觉遗憾，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森堡先生却准备接受一些使他在政府中失去人心的任务。我本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自己留点后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担心的那样突然垮下来。而且，我现在仍旧觉得，如果政权最终不是只落在一个人手里的话，那么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必不可免地会陷入绝境了（）②。
当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爱弥儿》的印行也慢慢腾腾的，竟至最后完全搁浅了，而我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居伊也不再给我写信，也不复我的信，我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消息，一点儿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当时在乡下。无论多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绝不会惊慌失措，垂头丧气。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憎恨黑暗那阴森的样子，我对神秘总是胆战心惊，神秘与我那坦率到冒失程度的生性水火难容。我觉得，看见一个最狰狞的怪物我都不怎么害怕，但如果我夜间看见一个蒙着白床单的人影儿，我会吓得要死的。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长久的沉寂煽动起来，一个劲儿地在我眼前画出种种鬼影来。我越是一心惦记我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书的出版，就越是苦苦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它搁浅了，而且，我一向爱走极端，以为在该书的受阻中，看出有人想把它取缔。然而，我又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所以心里简直是七上八下的。我一封封信写给居伊，写给马尔泽布尔先生，写给卢森堡夫人，可是，总也不见回信，或者说我越等信越不来。因此，我简直六神无主，快要发疯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候，我听说耶稣会士格里菲曾谈起《爱弥儿》，而且还引用过其中的几段。我一听，脑子登时如闪电一般，揭开了道德败坏的整个神秘面纱：我十分清楚地、确有把握地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宛如神灵给了我启示。我在想象：耶稣会士们被我在谈论中学（）①时的那种轻蔑口气所激怒，把我的作品给夺了去，是他们在阻碍该书的出版，他们从其朋友盖兰处得知我的病况，认为我行将就木——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便想推迟到我死后再说，处心积虑地删节、篡改我的作品，强加给我一些与我意见相左的意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令人惊奇的是，有多少事实和情景一齐涌入我的脑海来印证这种疯狂想法，使它显得像真的似的，何止于此！竟像是在向我显示此想法是有根有据、一目了然的。盖兰已完全投靠耶稣会士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认为他一次次向我表示结交的愿望全是耶稣会士们的主意，我深信是他们鼓动他来催逼我与内奥姆签约的，认为他们正是通过那个内奥姆才得到我那部作品的头几页的，然后便想出法子来阻止该书在迪舍纳那儿印刷，并且也许夺去了书稿，以便随心所欲地大做手脚，等到我死之后，可以按他们的意思出版发行。不管贝蒂埃神甫如何花言巧语，我都始终感觉到，耶稣会士们不喜欢我，不仅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所有准则比我的同行们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背他们的教义和威信。加之狂热的无神论者同狂热的有神论者都具有不容忍的态度，他们的观点甚至可能互相接近，如同他们过去对中国的问题一样（）②，也如同他们现在反对我时那样。而合理的和有道德的宗教则不然，它因而取消了一切人对信仰的权力，而使得掌握这种权力的专断者成了无本之木。我知道大法官先生（）③同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担心其子被做父亲的吓住，被迫把他保护过的那部作品交出去。我甚至认为从他们开始对头两卷的吹毛求疵之中，看出了马尔泽布尔撒手不管的后果，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要对头两卷进行改版。而另外的两卷，大家不是不知道，尽是些激烈的言辞，如果像对头两卷那么审查，非推倒重来不可。此外，我还知道，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也亲口对我这么说的，他是责成格拉夫神甫监督该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甫也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拥护者。我到处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已处在被消灭的前夕，为了求得生存，要干的事多得很，何故与一部与己无关的书的出版过不去。我说“没有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一得知我有这种想法，便特意指出来反驳我。他是从我的另一个想法得知我上面的怪想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要想判断他毫无所知的人事，当然是错误百出的，因为我从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士们已自身难保了，我把广为流传的闲言看成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对手的一种诱饵。他们往日无事不成，无可争议，致使我对他们的权可倾国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印象，竟至为议会的威信扫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塞尔先生曾在耶稣会士那儿学习过，我知道蓬巴杜尔夫人跟耶稣会士们相处得不错，我也知道他们跟宠幸和权臣结成的同盟，始终对双方反对共同仇敌似乎都很有利。宫廷好像是撒手不管，而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遭到什么严重挫折的话，那么，能有足够力量打击它的也绝不是议会。因此，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判断出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有征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所有传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种伪装和奸诈，认为他们平安无事，有的是时间来处理一切事情，所以我深信他们不久就将粉碎冉森教派，粉碎议会，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所有不接受他们奴役的人。我也深信，他们如果终于让我的那本书出版的话，那也是在把它改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器，并借重我的名字去吓唬读者。
我当时已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很不明白，这种胡思乱想怎么竟然没有置我于死地，因为我一想到我这本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在我死后将使我名誉扫地，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这么怕死过，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死去的话，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在今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正在毫无阻拦地付诸实行，我也会死得比先前心安气顺得多的，因为我坚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还我清白的一个证据，它迟早都会挫败那些人的阴谋的。
马尔泽布尔先生目睹我的焦躁，并倾听了我的怨愤，费尽心思地安慰我，这证明了他有着一颗菩萨心肠。卢森堡夫人也致力于这一善举，曾多次去迪舍纳那儿，了解出版的事怎么样了。最后，书又继续印刷了，并且进展得挺顺利，可我始终没弄明白它为什么搁浅的。马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慰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入耳。他见我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的样子，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灌输的话语。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口，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马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种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做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性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子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我自觉已心力交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种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了挺高兴，并在巴黎拿给人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交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进行整理。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交上了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做此善事的。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出版之前寄给了他。他很高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像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蒂神甫写的悼词，神甫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长舌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舌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我把文稿都拿回到我的房间里，并且完全中断了与“长舌妇们”的往来，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拿我不慎借给他们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家人家炫耀。尽管直到我搬走之前他们仍一直与我为邻，但我自那以后就再没有与他们有过来往。
《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绝不要偷偷地把我的任何一本书运到法国来，所以他便致函主管官员，呈请批准这部著作经由海上从鲁昂运进来。雷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它的包裹在鲁昂撂了好几个月，最后又给他退了回去。他们本想将这些包裹没收的，可是雷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只好退还给他。一些好奇者从阿姆斯特丹弄来了几套，在法国悄悄地传看起来。莫勒翁曾听说过此书，甚至还看过几页，便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它。那神秘劲儿令我吃惊，要不是我深信我在各个方面手续完备，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要不是我那伟大的准则使我放心大胆的话，我真的要惴惴不安的。我甚至深信不疑，舒瓦塞尔先生已经对我十分青睐，并对我因对其景仰而在这本书中对他表示的赞扬深有所感，他在这种场合一定是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不良居心的。
我肯定是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像在从前一样地指望得到卢森堡先生的仁爱之心，指望必要之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表示从未有这么频繁、这么感人的。在他复活节前来小憩之时，由于我的身体很糟，去不了大城堡，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的，最后，见我痛苦不堪，便死活要我去让科姆修士诊断一下，并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有胆量——这在一位达官显贵身上的确是罕见而令人钦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我动那既疼痛难忍又耗时甚久的手术。不过，那手术只不过是探查而已，但我从未被好好探查过，即使是莫朗，他试过好几次，但都未能成功。科姆修士的手又轻又巧，无与伦比，终于在让我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罪之后，把一根很小的探条插了进去。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我拼命地忍住，不哼一声，免得让好心的元帅那颗仁慈的心听了心碎。头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认为探到了一块大的结石，并且告诉了我；第二次再探，他却又找不到它了。他又一再地探来探去，既仔细又准确，令我觉着时间特长，然后他说根本没有结石，但前列腺上有硬块，比一般的要粗大。他觉得膀胱很大，但情况良好，最后告诉我说，我将非常痛苦，但生命无虞。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同第一个预言一样准确的话，那我的痛苦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就这样，我在那么多年中，被相继说成有二十种病，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但又是不会致死的病，它将伴我终身。这么恍然大悟之后，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不再老想着自己要被结石残酷折磨致死。我不再害怕多年前断在尿道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变成一块结石的核儿了。我解脱了对我来说比实际病痛更加难忍的假想的病痛，也就能比较平静地忍受着那实际的病痛了。很显然，自那以后，我对我的病远没有以前感觉的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想起这种放松全是多亏了卢森堡先生时，我总要因追思他而伤怀。
我可以说又活过来了，也就比先前更加关心我欲依之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只等着《爱弥儿》一出版，便付诸执行。我考虑的是都兰地区，因为我曾到过那儿，非常欢喜，它不仅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柔：
La terra moll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 abitator produce．（）①
我早已经把我的计划跟卢森堡先生谈过，他曾想劝我改变初衷。我这次又对他提起，说是已铁了心了。于是，他便建议我住到离巴黎十五法里的美尔鲁堡去，认为那是可能适合我的一个退避之所，他们夫妇俩都很高兴让我住进去。他的这个建议使我有所触动，也很合吾意。首先，得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我去。可临到那一天，我身体极为不适，只好把这事推迟，而后来又阴错阳差地未能成行。后来听说美尔鲁的地产不属于元帅先生而属于元帅夫人，我没有去成反觉更加心安理得了。
《爱弥儿》终于出版了，没再听说什么改版，也没听说有任何的困难。出版之前，元帅先生向我要走了马尔泽布尔先生与这部著作相关的所有信件。我对他们两人绝对信任，自己又有着极大的安全感，也就没去考虑他在要走信的这件事上有什么特别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地方。我把信退还了，只有一两封因为无意之中夹在了什么书里而没有退还。此前不久，马尔泽布尔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要取回我在为耶稣会士而惊恐之时写给迪舍纳的信。必须承认，这些信是不会为我的理智增光添彩的。但是，我回答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上，我是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不想装得更好，因此他可以把那些信留给迪舍纳好了。后来他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像我其他所有作品那样，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从未有过什么作品获得如此多的私下赞美而又未见有公开颂扬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那些人对我说的和写信跟我谈的，都证实那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上乘之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都是那么谨小慎微，真是十分蹊跷，仿佛有必要将人们对该书所认为的长处严加保密似的。布弗莱夫人写信向我表示该书作者应立塑像，应受所有人的崇敬，可在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让我把她的信寄还于她。达朗贝尔写信给我说，这部作品决定了我高人一筹，将使我位居所有文人之首，可他在信末却未署名，而他在这之前写给我的信全都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却也谨小慎微，他很看重这本书，但避免写信跟我谈它。拉孔达米纳（）①只就《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东拉西扯。克莱罗（）②在信中也只谈这同一篇著作，但他敢于表示在读到它时的激动心情，并且明确地向我表示读了这篇东西之后，他那颗衰老的心炽热了。在接受我的这部赠书的所有人中，只有他向大家高声地、自由地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该书出售之前，我也赠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有座别墅，他的旧相识马达斯有时得空便去那儿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发售之前读到了它。布莱尔先生在把书还给他时，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当天便传到我的耳朵里了：“马达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不久就会引起的纷纷议论，要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把这句话转告于我时，我只是一笑了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官在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传到我耳朵里的所有令人不安的话语都没有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我远没料到自己在任何方面会有什么灾难，坚信这部著作既有益又上乘，深信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而且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确信卢森堡夫人的全部威信和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庆幸自己在刚刚压倒所有嫉妒者的时候，作出了急流勇退的决定。
在这部书的出版之中，只有一件事让我惶恐不安，这倒不是指我的人身安全，而是指我的心灵之不平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非常清楚地，并且是十分气愤地看到，为了让王公老爷们恣意寻乐，不幸的农民们受到了何种迫害。农民们只有忍气吞声地任随供射猎的野兽践踏自己的田地，只能扯起嗓子来轰而已，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蚕豆地和豌豆田里守夜，带着锅、鼓、铃铛，以轰跑野猪。我目睹过夏洛莱伯爵是如何残酷对待这些可怜人的，所以便在《爱弥儿》的末尾对这种暴行抨击了一番。还有一件违背自己准则的事，难免让我受到惩罚。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侍军官在亲王的封地上也同样为所欲为。我对亲王是满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我很担心他把我出于人道的激愤而说他叔父的话当成是针对他的，从而怀恨在心。然而，由于我的良心让我在这一点上尽管放心，所以我便因此而心里踏实了。我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从未听说这位高贵的亲王对那一段落有所注意，其实它是我有幸得识亲王之前很久就写下了的。
我的书出版前后的不几天（我记不太准了），出版了同一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除了摘要中夹杂着的几句废话，同我的第一卷一字不差。书上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巴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出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因为没传出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出这个所谓得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点根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洞穿了这个秘密，窥视出为何要弄出个什么巴勒克赛尔先生来。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敏锐点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阴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露出狰狞。可我却仍旧高枕无忧，愚蠢透顶，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头，甚至在感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出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爱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硬，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处境。但是，我知道，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捏一把汗，万一马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管，那他可就惨了。
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①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姆（）①。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点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是不干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种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甫、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甫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巴什一伙假造的。我知道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根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种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种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灌输的这种种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秘密别人不愿告诉我的，所以我坐待事态的发展，深信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我也极其高兴，不管有什么迫害在等待着我，反正为真理而受苦是无上荣光的事。我毫无惧色，也绝不躲躲藏藏，我每天都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样散步。六月八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玛尼神甫和曼达尔神甫一起散步。我们带上点心去尚波，吃得津津有味的。我们忘了带酒杯，便把黑麦秆插到酒瓶里去吸，大家都争相挑选最粗的麦秆，看谁吸得最多。我一生中从未这么开心过。
我讲述过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失眠的。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每晚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直看到眼皮抬不起来，就把蜡烛吹灭，尽量迷糊一会儿，但总是迷糊不长。我每晚通常读的是《圣经》，我就这样连续地从头至尾读了至少有五六遍。那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无睡意，便读得时间更长一些，我把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①为结尾的那一章整个儿地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章就是《士师记》（）②，因为自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一章。这篇故事令我爱不释手，可当我恍若身在梦中的时候，突然被响声和亮光惊醒了。泰蕾兹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后者见我突然坐直身子，便对我说：“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孔蒂亲王先生的信。”的确，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发现了这位亲王派一位专差给她送去的那封信，里面指明，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对我进行严厉起诉。他对她说：“问题极其严重，怎么挡也挡不住。宫廷要严办，议会也要严惩，早上七点就将发出逮捕令，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他了。我总算说妥，若是他远走高飞，就不再追捕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抓去的话，那他必被捕无疑。”拉罗什代表元帅夫人催促我赶快起来，去与她商量商量。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她在等您，”他补充道，“她不愿意在见到您之前就睡着了。”我匆忙穿好衣服，向元帅夫人处跑去。
我觉得她焦躁不安。她这是头一次这样。她的慌乱令我动容。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深更半夜，我自己也不免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便忘了我自己，只想着她，只想到假使我被抓去，她将要扮演的悲惨角色。因为，我虽自觉有勇气只讲真话，哪怕这真话对我有害，会毁掉我，可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镇静，缺乏足够的机智，也许还缺乏足够的刚毅，在被逼得太紧时，难免会把她给牵连进去。这就决定我去牺牲自己的荣誉以求得她的平静，决定我在这件事上作出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是永远不会做的事。在我下定决心的当儿，我便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她，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从而有损于我的牺牲的价值。我深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的，可是，她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以表示她对此深为感动。我对她这么无动于衷很恼火，以致举棋不定，很想缩回去。但是，元帅先生突然来了，布弗莱夫人不一会儿也从巴黎来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该做的事情。我受了一番恭维，羞于改口，因此，剩下的只是我隐遁到何处以及何时离去的问题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隐姓埋名，在他家躲上几日，以便从容不迫地商量一下，采取措施。但我没有同意，也没同意偷偷地溜到圣殿区去。我执拗地要当天就走，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一些隐而不露的有势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国，但仍应离开它，以求得安生。我首先考虑的是退居日内瓦，但稍加考虑之后，我便放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的势力还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的话，在哪个城市它也是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我知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日内瓦议会中激起了对我的仇恨，而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达出来就越是危险。我知道，最后，当《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请求之下，迫不及待地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无人响应，甚至在巴黎也没人吭声，便自觉很蠢，颇为羞惭，才收回禁令。我并不怀疑，它觉得此次机会难得，一定会尽量想法利用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装得挺漂亮，但心里在暗暗地嫉妒我，只等机会来了好发泄积怨。然而，对祖国的爱心在召唤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而且，要是我能够庆幸在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是不会有所迟疑的。但是，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像个逃亡者似的去那儿避难，所以我便决定只是在靠近自己祖国的地方待下来，并到瑞士去等着看看人们在日内瓦对我将采取什么决定。大家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很长。
布弗莱夫人对于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又在努力地劝说我，让我去英国。她没有说动我。我从来就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而布弗莱夫人好话说尽，也远远未能打消我的厌恶之情，反而似乎使之有增无减，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就走，大家都以为我一大清早就走了。我派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连对泰蕾兹都未肯说一声我是走了还是没走。自打我决定有朝一日要写我的回忆录，我便收集了许多信件和文稿，需要跑好几趟去拿。已经整理好的那些文稿，有一部分是单放着的，而我则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其他的文稿，以便只拣对我有用的带走，把没用的烧了。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干这个活儿，但这活儿挺费时间，我俩一上午都没有弄完，所以我也就来不及烧了。元帅先生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把剩下的分拣完，把不要的由他亲自烧掉，而不交给任何人，然后把拣出来的全部寄去给我。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高兴摆脱了这件烦琐的事，好同我马上就要与之永别的极其亲爱的一些人度过我所剩不多的几个钟头。他把我留下这些文稿的房间钥匙拿去了，并且在我再三请求之下，派人去寻我那可怜的“姨妈”。她因不知我情况如何以及她将会怎样而急得要死，正时刻准备着法院来人，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大城堡中来，什么话也没告诉她，她还以为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一看见我，便高声尖叫一声，扑到我的怀里。啊，情谊，心心相印，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甜蜜、温馨的日月，一起涌上了心头，使我在将近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之后，更加痛切地感到第一次离别那撕心裂肺之痛。元帅目睹这离情别绪，也不禁潸然泪下，悄悄地走开了。泰蕾兹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告诉她此刻跟随我去之不便，以及她留下来清理我的物件，收回我的钱款之必要。依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就要拿走他的文稿，封存他的物件，或列一个清单，并指派一人看管。必须让她留下来注视人家如何处理，尽可能地损失小些。我答应她不久就让她来找我。元帅先生也确认了我的这一许诺，但我始终不想告诉她我要去哪儿，以便她在遭到前来抓我的人的盘问时，可以照直说她确实不知我的去向。分手之时，我拥抱住她，心中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激动，于是，我在激动之中，唉，真是一语成谶，对她说道：“孩子，你必须拿出勇气来。在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你与我有福共享，今后，既然你自己愿意，那你就得与我有难同当了。从今往后，等着你的只是跟着我去受苦受难了。我的命运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就开始了，它将追逼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本该十点就来的。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可他们还没有来。原先定好我将乘驿马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马车，元帅先生便送了我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夫，送我到第一个驿站。在那儿，由于他事先已安排好了，人家毫无难色地便给我提供了两匹驿马。
由于我没入席午餐，也没在大城堡露面，夫人们便前来我待了一整天的那间中二楼里向我告别。元帅夫人满面愁容地拥抱了我好几次，但我在她的拥抱中没再感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急切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还说了许多中听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加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的拥抱，因为她当时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一位极其冷峻、端庄和矜持的女人，我觉得她还没完全摆脱掉洛林家族的那种生来就有的高傲。她从来就没有太关注我。或许是我受宠若惊，力图抬高这种恩宠的价值，或许是她在拥抱我时确实加进了一点高贵女人所固有的那种恻隐之心，反正我从她的动作和目光中发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力，直入我的肺腑。后来，当我回想起她的拥抱时，我常常在猜测，她因为不知道我将命归何处，所以刹那间，对我的不幸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元帅先生一直没有开口，面色苍白得犹如死人。他非要把我一直送到停在饮马槽边的车上去。我俩穿过整座花园，一句话也没说。我身上带着钥匙，用它打开了园门，然后，我没把钥匙装进口袋，而是默然无语地把它还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的那份激动令我惊诧，使我此后经常回想起来总不免要黯然神伤。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刻比这次离别更加难舍难分的了。我俩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拥抱着：我们彼此都感觉出这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我遇上一辆高级租用马车，上面坐着四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含着微笑向我打着招呼。据泰蕾兹后来向我描绘的法院来的人的相貌，以及他们到的时间和行为举止，我毫不怀疑那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听说逮捕令不是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是七点下达的，而是直到中午才下达。我必须穿过整个巴黎。坐在一辆敞开的马车里是藏不严实的。我看见街上有好几个人像是认识我似的在向我打招呼，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当晚，我便绕道穿过维尔罗瓦封地。在里昂，坐驿车者都得被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名改姓的人来说，可就尴尬了。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前去求维尔罗瓦先生，请他想法替我免去这份苦差事。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我没有用它，因为我没经过里昂。这封信仍原封未动地存在我的信函箱中。公爵先生一再劝说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我宁可继续上路，因此我当天又赶了两个驿站。
由于车座很硬，加之身体太差，无法拼命赶路。再说，我的样子也不够威严，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法国，驿马跑得快和慢，全看车夫如何赶法了。我以为多多犒赏车夫，就可以弥补自己那相貌平平、言语笨拙了，可这反而更糟。车夫们竟拿我当成跑腿的，平生头一遭坐驿车出门办事。此后，我得到的便一直是一些驽马，而且还成了车夫们捉弄的玩偶。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一句话不说，随他们如何驾车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样。
我是有办法排除旅途中的烦闷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切翻来覆去地加以思考，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我既无这种能耐，也没这个心思。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已经过去的灾祸很容易忘记，尽管它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一想到大难临头，我会吓得半死，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将会如何，可是一旦灾难发生了，我也就不怎么去想它了，很容易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那害苦了我的想象力总是在自寻烦恼，灾难未到，总要猜测个没完没了，而且使我又无法去回想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灾难。对于已成事实的事也就无须再去小心防范了，而且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我可以说是为将要到来的不幸耗尽了心思，我越是因猜测它而吃尽苦头，也就越容易忘掉它。而与此相反，当我不断地回想起昔日的幸福时，我便在回味它，品尝它，可以说是愿意何时拿它出来享受就拿它出来。我感到，正是多亏了这种很好的秉性，我大概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记恨。记恨心总缠着一个爱报复的人，使之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变着法儿也要找他的仇家报仇，殊不知自己反倒为此而痛苦不堪。我生性好激动，一激动，马上便气愤不已，怒不可遏，但复仇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对受到的冒犯很少介意，所以也就不太去想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使我遭受的不幸，是因为担心再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损害我，他那对我已造成的损害，我可能立马就会忘记。人们常在劝诫我们，要英雄海量，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美好的品德，对我却谈不上。我不知道自己的心灵能否控制住仇恨，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仇恨，而且，我也极少去想我的仇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饶恕他们的美德。我不清楚他们为使我痛苦而自寻烦恼到了什么程度。我受他们的摆布，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有一件事是超出他们的权势的，而且也是我以此向他们挑战的，那就是他们在为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却无法迫使我也为害他们而殚思竭虑。
自我动身的第二天，我便把新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事而外，什么议会呀，蓬巴杜尔夫人呀，舒瓦塞尔先生呀，格里姆呀，达朗贝尔呀，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被我抛诸脑后了。相反，我却记起我动身前夕最后读的那本书。我也回想起了格斯奈尔①的《牧歌》，是其译者于贝尔前些日子寄给我的。这两个念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完美地交织在我的思想里，以致我想设法将它们聚在一起，按照格斯奈尔的笔法，写一个“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题材。这种淳朴的田园风格似乎不怎么适合这么惨烈的一个题材，而且，我当前的处境也使我高兴不起来，无法把这一题材写得欢快一些。但是，我仍想试一试，这纯粹是为了解除鞍马劳顿，根本就不想获得成功。我刚一试，便惊讶地发觉思想非常集中，而且表达时也很得心应手。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后来，我在莫蒂埃将它写完了。我深信，我一生之中从未写过什么比它风尚更淳朴感人、色彩更清新、描绘更纯真、个性更贴切、凡事皆具古朴之风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未被那基调悲惨的主题所损害。除此而外，我还因此而具有了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说不是我作品中的最佳之作，那也将永远是我最为珍贵的作品。我每每读到，并且在我将重读它时，都会感到心中有着一种无怨无艾的欢快，远远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尖酸刻薄，反而能聊以自慰，在自身找点什么来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假如有人将所有那些在自己的书中对自己从未遭受过的不幸表现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聚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与我相类似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尊严受到侮辱时的最初愤怒中，让他们来写这样一部作品，看看他们将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吧。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决定去伊弗东我那善良老友罗甘先生那儿停停。他退居那儿已经有几年了，甚至还邀请过我去那儿看他。我在途中听说经过里昂要走弯路，所以去伊弗东就省得绕里昂了。可是，那就得经由贝藏松，那也是个军事要塞，因此也要遭遇同样的不便。因此，我决定绕点路，经过萨兰，借口去看看迪潘先生的侄子米朗先生，他在盐场供职，曾经一再邀请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米朗先生，所以很高兴不必停留，继续赶路，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盘问。
进入伯尔尼境内时，我让马车停下。我下了车，跪在地上，拥抱、亲吻着大地，激动地嚷道：“苍天啊！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便又盲目又自信，总是对将铸成我的不幸的事物热情满怀。我的车夫大惊失色，以为我疯了。我重又上了车，没几个小时，我便感受到扑在可敬的罗甘怀抱中的那种既清纯又强烈的快乐了。啊！让我们在这位可敬的主人家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他家恢复点勇气和力量，我不久将使之有用武之地。
我刚才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情景作了不厌其详的叙述，这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们显得不太明晰，但是，当人们一旦掌握了阴谋的线索，它们就能让人看到阴谋的施展。譬如，它们对我马上要提出的问题虽不能提供初步概念，但大大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咱们假定，为了实行以我为目标的阴谋，必须让我离得远远的，那么为了让我走开，则必须让一切都像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的夜半使者所惊吓，不被她的惊慌乱了方寸，而一如我开始时那样岿然不动，不是待在大城堡，而是回到我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个懒觉，我也照样会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解开其他许多问题也得取决于这一问题，而要研究它，那就很有必要搞清那威吓性的逮捕令和实际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这是个粗略的却是明显的例子，表明在陈述的事实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可以据此通过推论去找出其中的秘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