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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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在旧社会

    如果要推选中国历史上最金戈铁马气的朝代,非元朝莫属;但如果要推选最为人所不解的朝代,那也非元朝莫属。

    “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扑朔迷离。元朝就这样以它那雄浑、神秘的魅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据说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仅仅因为受到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大家争抢着还想来元朝一睹天颜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一个多世纪了。

    在历史学家眼中,大元颇有几分暴发户的味道——凭借军事强力,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但好景不常,一个多世纪就近乎灰飞烟灭了。真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蒙古贵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断了活路,国家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过节要交“过节税”,过生日要交“生日税”,管个事要交“常例税”,人情往来要交“人情税”,打官司要交“公事税”,发个传票、拘票要交“赍发税”……

    既然做什么都得交税,那什么都不做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交“撒花税”。

    当时流传一些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官吏是中国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一群。因为元朝废除科举,官吏大多非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极差,道德操守也高不到哪里。官场一片漆黑。

    旷古绝今的畸形排序: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成为“臭老九”,就是从元朝发端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腐败官吏近乎变态的仇恨,估计就是这时落下的病根。

    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元统治者还把国民分三六九等,大搞民族歧视,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就反映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

    元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后来虽然不得不重开,但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少得可怜。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既然没吃你的饭,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志不得伸的读书人与失去土地的破产中小地主、流亡的农民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大元的掘墓人。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朝廷里少了文化气息,那些个粗人没有章法可循,勾心斗角、胡作非为就多了,有时连皇帝都敢杀,从公元1328年到1333年,短短五年时间,就换了五位皇帝,这样的帝国还有何安全感可言?

    整个大元,到处都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

    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被朱重八加以利用过。它们在民众中的煽惑力确也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这个“吴家国”,明明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了,可是朱元璋为了应谶,居然也称了“吴王”。

    揭竿而起的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的,只要造反的风险系数低于坐以待毙,那老百姓就一定会趋之若骛——存在高于一切,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大致不到40%,而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超过50%。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子,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天灾人祸突出的地方。

    历史证明,人祸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内在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

    元末的四十多年间,天灾的记载可谓不绝于书(其实明末的天灾也是古今罕有)。

    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古人云:“善不积则不足以成名,恶不积则不足以灭身”。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

    大元帝国的厄运即将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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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废物是怎样练成的

    就像宋徽宗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看元顺帝都不像亡国之君。

    甚至可以追溯更久远一点,包括西汉哀帝、东汉灵帝、隋炀帝等几位君主,仔细研究后,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曾经也热血过。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所谓“中兴”现象,顺帝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好青年。

    别的皇帝多是见摊子太烂,干脆破罐子破摔,他老兄则是骄傲过度。

    就像车子本来开得好好的,他老兄一得意就撒了把,最后就直接奔阴沟里去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振兴朝纲、刷新政治。

    他此时的遭遇,很像当年的秦始皇——甫一等位,就在吕不韦的阴影下过日子。更有点类似北周武帝宇文邕,完全是权臣宇文护等人的傀儡。

    政治上的失意和被冷落,使得年轻的顺帝慢慢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

    到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这么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向全天下表明——咱要实现大元帝国的伟大中兴!

    也就在这一年,他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脱脱。

    在政治新秀脱脱的辅佐下,顺帝又顺利地搞掉了伯颜。

    有趣的是:脱脱本是伯颜的亲侄子。但两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做人差距更是巨大。

    伯颜纯粹是一靠军功起家的武夫,粗鄙狂妄、贪婪恶毒。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而同一家门走出来的脱脱,跟他的大伯简直判若两人。他少时便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尤其钦佩儒家文化,眼见元廷大厦将倾,脱脱同志总想有一番作为。

    换了别人,有个权焰熏天的伯父,巴结都还来不及,但脱脱刚好相反,却常常为此担忧。有一次他就对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就想跟自己为非作歹的伯父划清界限,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之后,顺帝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

    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很漂亮,但可惜的是,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者总不能善终。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毕竟大元眼看就国将不国,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出来。

    兴文治,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举,修订典籍,《宋史》、《辽史》、《金史》也是此时在他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虽然质量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历代都是在开国之初便给前朝修史,既是经验总结,又是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只有元朝是接近末世才给前朝修史,也算是一大奇观)。

    至正十年(1350),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货币。不过结果事与愿违,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个大元的经济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富人却趁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他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却不顾农时,老百姓连吃饭都发愁了,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

    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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