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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两百九十章 信息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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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大本营在完成一次影响世界范围的战略规划时汉华军的一则消息同样如惊天霹雳震惊世界。

    在乌兰巴托被汉华军攻占48小时之后乔巴山在合肥同意和汉华军的合作。

    乔巴山的配合在文建阳预料之中,但文建阳没有猜测到乔巴山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做出变化。

    功居首位的还是林峰,林峰确实擅长利用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趁虚而入展开攻心战,迪化和合肥的变化震撼到了乔巴山。

    文建阳在古尔班斯特的犀利言辞摧毁了乔巴山所有心理防线,乔巴山也意识到自己如若文建阳所言成为了莫斯科欲铲除而后快之人,蒙古众叛亲离者,国民眼中分裂国土的十恶不赦之人。

    历史的底蕴合肥没有莫斯科厚重,但繁荣的经济和遍地开花的工业厂房以及民众的生活水平对与乔巴山这样既迷恋权欲又有摆脱蒙古贫穷意识的政治人物更具有冲击力,所以在合肥12小时之后意识到已经一无所有的乔巴山在和高传辉会晤之后答应全方位配合汉华军一切要求。

    当然有合作条件,乔巴山首先要求不能审判自己,不能以叛国者身份公开罪名;其次要求汉华军保障自己安全,最后乔巴山提出一个令文建阳都嗔目结舌的要求,希望汉华军允许自己在安徽的自由行动和学习,允许自己对汉华军经济领域和政治层面研究。

    文建阳在无线电文中和方天浩、萧飞羽稍微沟通便同意乔巴山三款条件。

    文建阳知道乔巴山意识中产生了三种思维的强烈碰撞,乔巴山领导下的蒙古模式、一直效仿学习或者说被莫斯科干涉不得不遵从的苏联模式以及眼见目睹的根据地模式,而根据地模式颠覆了乔巴山内心层面的一种信仰,乔巴山需要从精神层面的一个求知和解脱。

    就让乔巴山慢慢的去体会,根据地模式是丰富伟人理论之后的高级模式,眼前乔巴山意识中根据地模式则或许是一种形似而非参杂了**、资本主义不伦不类的发展形态,一个成为政史研究的乔巴山在文建阳和高传辉等人心目中更符合现世之现状。

    文建阳首先对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原原本本的阐述了前因后果,军事委员会的欣喜若狂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立刻意识到乔巴山事件对于国民政府名誉的提升和个人威望推波助澜,蒋介石直接要求文建阳将乔巴山押送到重庆召开对外新闻发布会。

    文建阳再一次展现出政治层面的高瞻远瞩,委婉的拒绝蒋介石并阐述厉害关键。其一、莫斯科在乌兰巴托就对乔巴山实施了格杀行动,莫斯科情报组织在重庆渗透深度或许更甚日本梅机关,一旦消息走漏或者新闻发布会产生骚乱一切前功尽弃;其二、重庆国民政府在阿马尔事件中表达对蒙古回归的支持但并不代表军事委员会和莫斯科已经全面开战,蒙古战场对决的是汉华军和莫斯科军队,乔巴山公开指责莫斯科等同于揭下莫斯科的一块遮羞布,苏联全面反攻迫在眉睫,蒙古区域有可能爆发莫斯科全力以赴的一场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在汉华军同莫斯科的军事战争中保持不公开支持最为符合国民政府利益;最后文建阳指出莫斯科已经向苏蒙边境调集重兵蓄势再次的反扑。

    文建阳真正的目的是担心重庆国民政府利用乔巴山的配合不顾国内局势造势宣传打击延安。

    蒙古的回归国民政府也罢,延安也好都是振奋人心扬眉吐气之事,但文建阳不能不考虑乔巴对莫斯科政权指责以及莫斯科对蒙古的控制所产生的连锁影响。

    昭然若揭,形同地震,在文建阳的评估中要么伟人思想提前完成在党内的确立,要不延安暂时性的会陷入到一场意识思维领域内的争斗中。

    从新疆事件爆发到高传辉向延安输送军火文建阳知道党内一直在开展意识形态层面的教育和学习,但文建阳不知道延安对即将爆发的思想斗阵准备有多足,对于延安加速建立伟人核心思想文建阳另有安排并不希望国民政府不分轻重的破坏。

    所以文建阳坚决性的抵制国民政府利用蒙古事件对延安任何形式、手段的打压和扭曲事实,文建阳和高传辉、方天浩都希望是一种看穿本质之后自我的纠正和完善净化,而不是在国民政府造势之下的被动变化或者失控。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衡量利弊,蒋介石终于答应文建阳的要求。

    蒋介石确实有利用乔巴山扩大声势打击延安的心思,但比较所得和政治风险,文建阳的建议更值得选择,国民政府和自己个人威望随着武汉方向战事的爆发已经达到顶峰,如果武汉收复,又将是不亚于蒙古事件地震式的波动,而莫斯科方向局势迷离,还是谨慎为上!

    1941年2月10日下午14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汉华军新闻办以及中外新闻记者见证下乔巴山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乔巴山细说了自20年前外蒙古建立亲苏“君主立宪政府”到人民革命政权的过程以及签订《苏蒙修好条约》的内幕,揭露了莫斯科策动外蒙古从中华民国分裂独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前后经过,并道出蒙古军队当时在莫斯科红军的协助下击败驻守外蒙的北洋军队,在遭受到当时内蒙古王公以及北洋派系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斥责之后担心北洋政府军事打击,接受苏联重兵‘保护’的建议,随后痛哭零涕引狼入室,莫斯科军队驻守蒙古人数规模化之后全面控制蒙古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到掌控整个蒙古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禁止第三国进入蒙古并实施新闻管制,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莫斯科委派的代表幕后涉政指政,发动对传统文化的的清除运动,贬损蒙古传统社会中僧侣、学者威望,打击信徒和百姓等一幕幕鲜血淋漓的事实,最后一针见血的指出莫斯科企图效仿当初**立的手段煽动**立以及对国民政府西北领土的窥探。

    尘封的历史被解开,乔巴山痛哭零涕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在莫斯科控制下的无能为力,对背宗忘典的后悔,表达了对现任国民政府委派外蒙省主席阿马尔支持以及汉华军对领土回收的感激,最后乔巴山呼吁所有蒙古民众团结一致为外蒙的新生鞠躬尽瘁,并表示自己将致力于外蒙文化、经济、政史发展的研究,弥补一朝失足的千古之恨。

    乔巴山不知道莫斯科和日本合作的一幕,但一切足够在国内掀起一股惊涛骇浪,远远超出先前阿马尔新闻发布会所产生的轰动效应。

    如果说阿马尔的新闻发言让少数国内民众以及国外媒体有一种阿马尔被汉华军营救后利益交换下的反戈一击,以现任蒙古最高执政者身份亮相的乔巴山新闻发言就有足够的说服力去解释蒙古政变的前因后果以及阿马尔先前指责莫斯科对蒙古血腥镇压的事实。

    新闻发布会结束由中国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国家社会党等政治团体发动的口诛笔伐声讨活动遂即席卷全国,同样一场针对红色革命辩论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以重庆国民政府掌控的舆论指出‘红色革命是打着救世济道幌子的霸权主义强盗行径’,而以《庐州日报》为专刊的根据地媒体则提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探索符合中国发展之现状的’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主旨很模糊,既没有批判国民政府含沙射影的延安也没有支持名誉中天的国民政府,报道直接性的指出中国在日本侵略、苏联虎视眈眈下的举步维艰,不盲目、不悲观、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各民族、各党派齐心一致抵御外辱。

    重庆国民政府将汉华军的此举理解为华中战事形式严峻下汉华军一种联合抗日的稳妥策略,而一直对汉华军关注有加的美国和欧洲则隐隐约约的嗅觉到汉华军的一种政治立场。

    《庐州日报》提出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探索符合中国发展之现状’等的词汇短句以标新立异的文化方式和信息载量成为相当时间内国内政治团体以及学者反复琢磨研究而不得要领的文化符号。

    所有学者政党都自代表汉华军官方的意见的《庐州日报》新闻稿中嗅觉到一种隐晦的提示,但又无法追根溯源,‘与时俱进’如何进?‘实事求是’求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符合中国之现状?

    2月10日下午16时,在乔巴山新闻发布会2小时之后汉华军召开军方新闻发布会,简要对外通报了蒙古战况以及乌兰巴托的收复,并强烈谴责莫斯科在蒙古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无视以及侵略,汉华军将对入蒙所有莫斯科军队发动捍卫主权完整的反击。

    2月10日入夜时分克里姆林宫就接收到乔巴山新闻发布会内容和汉华军军方有关蒙古反击的无线电文。

    铁木辛哥和尼古拉.叶诺夫第一次自斯大林周身散发的气息中感觉到一种颓败和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