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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75章 商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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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伟大构想,李翊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但幕僚们却没什么热情。⊙,

    这些幕僚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汉人,他们所接受的理念跟来自后世的李翊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名匠就是干将莫邪那种人,打几件宝物,可以满足君主们的收藏**,对大局却没什么帮助。除非是鲁班、墨翟那种不世出的宗师,倒是能对战争、内政有一定帮助。

    可是,这种宗师人物,是随便开个书院就能教得出来的吗?

    没人热烈支持,但也没人反对。所有人都知道,自家主公不光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旁门小道方面也很有天赋,这是新的酿酒方法,养马的方法以及雪盐的晾晒等新方法已经证明了的。甚至可以说,如今北疆的很多新鲜事物,都是这个主公一个人鼓捣出来的。

    幕僚们并不知道李翊拥有超级大杀器召唤系统,可以兑换各种科技资料,他们下意识的以为,这些李翊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李翊自己鼓捣出来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下一项议题,才是众人真正关注的。

    统治者不喜欢商人,主要是因为商人四处游走,又拥有大量财富,很难管理。普通的商人倒还没什么,如果是有野心的,就很危险了。

    以这个时代的通讯手段,就算是大一统的帝国,也很难将统治延伸到所有的郡县,更遑论那些村庄了。

    因为统治的密度不足,加上通讯不变,向商人征税就成了一个难题。

    除此之外,糜竺提出的收税方式问题也很麻烦。

    比如盐这种货物,在沿海地区根本卖不出价钱来,只有到了内陆,才能卖出高价。如果商人在幽州完税,要么交出一定比率的盐,要么按照幽州的盐价付给铜钱,对政府来说,都不怎么划算。等商人回来的时候再抽税,也会遇上类似的问题,总之是很麻烦。

    所以从前征税的方式,就是各地各收各的,地方官可以设卡,势力较大的豪强也可以。商人固然损失很大,政府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对此也就不怎么上心了。在这方面做的最极端是明朝,明朝是没有商税的。

    李翊从前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到了自己当家,他突然体谅起朱元璋来。这位雄才伟略的开国皇帝,说不定也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因为想不到办法,干脆大手一挥,把商税给取消了。琢磨着老子赚不着,也不能让别人赚了。

    打仗可以干脆点,但治国嘛……正如老子所说,就和烹饪小炒一样,要精工细作,小心再小心才会好吃,正如朱和尚一刀切的结果,养出了一群节操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李翊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河北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李翊,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大秦帝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

    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告缗令?不,不,我怎么可能弄那个?!”李翊来到这大汉朝已经十多年了,就算是原本是一个历史小白,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东西也知道了,自然知道这告缗令是怎么回事。他还在想办法提高商人的地位,以达到将门阀世族豪强们的注意力从土地转移到商业上去,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来?

    当然,说到告缗令,李翊也不得不感叹,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纯粹是观念问题,实则不然。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只是国家太大,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

    “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李翊摇摇头,再次宽了糜竺的心。

    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与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后变得形同虚设。

    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政府财政日渐窘迫,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大航海时代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

    李翊打算在河北全面实施的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李翊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李翊的话音刚落,国渊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道:“主公,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

    而且作为主管如今河北三州二都护府,面积高达千万平方公里地盘的屯田事宜的屯田中郎将,国渊的目光自然是放在了农业上,因此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在他看来,李翊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李翊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因此,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可今天看来,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大将军府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寇准、田丰、荀彧等人之外,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他们可是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就跟随李翊的,算是最早一批投效到李翊旗下的人才。

    因此这两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寇准、田丰等位列九卿,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身份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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